文革大串联——社会人心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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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串联——社会人心真实记录
文革大串联
　　
　　继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不断上京接受检阅。到１９６６年的九月上旬，毛泽东已经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的食宿行全部由国家承担，几千万人口在中国流动，或去煽风点火，或去取经送宝（动词后均加“革命”二字），由此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
　　先介绍一下我当时的身份和背景：１９６５年高中毕业。因为爷爷在台湾没有资格上大学，被分配当中学教员。先在北京师院附中实习一年，在这个期间，文革爆发。
　　文革开始，我积极投入，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对学校的一些教育方针提出质疑。我根本不懂得在红卫兵眼中，“革命”是他们的特权，一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及他们的“狗崽子”投身革命，都是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至少是“投机”。于是我变成了“投机分子”，我的一举一动都遭到了红卫兵的严酷打击。我迷惘不解，却仍旧想在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涤荡自己的灵魂。
　　大串联开始的时候我十九岁。
　　尽管中央在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底就号召结束串联，复课闹革命，但是六七年我还是在全国各地转了整整一年。
　　下面串联见闻主要是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写的，尽量保持我当时的观点，心境和见闻，给大家呈现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七，也可能忍不住用现在的观点做一些评论。
　　
　　一、农业学大寨
　　太原——阳泉——大寨
　　
　　1去大寨
　　１９６６年十月，学校高三学生张铁军那派的红卫兵组织学生去大寨参观和劳动。去大寨是自愿报名，我们实习组的六位女老师都参加了。张铁军的红卫兵相对那些军干子弟的“红色恐怖”组织，稍微温和一些。尽管如此，我的处境在学生中仍是很不利的。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太向往外出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再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云天，能够亲临实地参观，向贫下中农学习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尽管频受打击，我仍然不屈不挠地发自内心地要表现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愿望和决心。
　　参观队伍庞大，师生共有二百多人，多是一些初中小孩，大约是爸妈不放心他们单独串联，就让他们跟了张铁军。我们从学校步行走到火车站，火车站人山人海，几乎无插脚之地，在车站等了一天一夜才登上火车。
　　
　　2山西醋
　　在山西太原换车，第二天才有去阳泉的火车。一下火车，大家就涌进车站旁边的饭堂，诺大个餐馆，只卖一样东西——刀削面。五分钱一碗，光面。桌子上有酱油醋，随便加。都说山西醋好吃，拌在面里才知道，何止是好吃，醇香味美，而且并不很酸。就为了这醋，我又买了一碗刀削面。
　　剩下的时间去看市容，太原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和被红海洋淹没的北京完全不同，整洁安静，平和有序，还没有被“革命”改造的面目全非。公共汽车上有小孩子给大家念毛主席语录，声音稚嫩，稍带口音，委婉动听。
　　
　　3酸梨
　　在阳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谒拜烈士陵园。多年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我对革命先烈有着无限崇敬的感情。我去过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无数次，去过八宝山烈士公墓，在广州我去过红花岗、黄花岗；在南京，我去过雨花台。我独自（实习小组的老师们都没有兴趣去）站在阳泉烈士墓前，心潮澎湃，默诵“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性命，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不能抛弃的吗？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阳泉车站上有很多卖梨的，梨是未经嫁接的小酸梨。五分一斤，学生们都抢着买梨解渴。我用妈妈在广东阳江买的小刀削梨，阳江小刀真好使，又薄又锋利。我削水果的手法与妈妈相同，食指推刀背，从左往右，逆时针地转着削，削得飞快，这一辈子除了妈妈，我没见到第二人这样削水果。很多学生觉得新奇，递上来水果抢着让我削，以至排起了队，仿佛忘记了在校时对我的仇视，其实他们根本也不知道仇视我什么。我削了一个又一个，自己都顾不上吃，暗中觉得好笑，就是一群孩子嘛，阶级斗争本来就是强加于他们的。
　　
　　4大炕
　　到了大寨。我们几个实习老师住在大寨大队附近的武家坪大队一个老乡家里。我们的房间是他们用来存放杂物的，临时腾出来的。常年没人住，又冷又脏。头一天晚上女主人给烧了炕，热得我们象贴饼子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后来的那些晚上，她就不再烧炕，十月底的天气睡在冰凉的大炕上，冻得没法入睡。最要命的是身上奇痒，不知是虱子跳蚤咬的，还是山风太硬，水土不服起的风疙瘩。从头到脚全身红斑，晚上数一数，竟有三百五十多个包。通宵就在咔吃咔吃地抓痒，不能合眼。夜里大家聊天，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回北京洗个热水澡。老那——实习小组中我要好的朋友紧跟上：“我也是。”其他几个人没吭声，我马上后悔了，他们在想什么？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没有贫下中农感情？假革命或口头革命派？他们会不会向红卫兵汇报？
　　
　　5干豆皮
　　我们在房东家里吃派饭。一天两顿，一人一碗糊糊，大约是荞麦面或什么东西。没有一丝油星，连盐味都没有。里面只有几根从菜园子里摘下来的干豆角，连皮煮的。皮已经又干又硬，我一边嚼一边犹豫，嚼不烂的渣滓是吐出来还是咽下去。看看房东，吃得干干净净，一点渣子也没有，只好学习劳动人民，把干豆皮强咽下去。糊糊的味道也很怪，最好吃的是放在糊糊上面的一小勺辣子，又咸又辣，提味。舍不得一口吃完，等辣味洇出来，吃掉辣子周围的糊糊，再等辣味洇出来。干了一天活，早已前胸贴后心，一碗糊糊根本糊弄不饱肚子。这里只有男劳力才吃干粮，眼睁睁地看着男房东吃了两大海碗稀的（那碗的直径少说也有八寸），还啃着大饼，馋得不行，心里鼓励着自己，再坚持一段，等回了北京，不管吃什么，首先好好地填饱肚子。
　　
　　6大寨女子
　　在大寨主要是干活，活路很广，割豆子搬石头修公路掰玉米挑担子，干了近半个月。大寨是以在贫瘠的山地上建设梯田著称的。不管什么活路都要沿着梯田上上下下。挑担上山是最累的活，有几天我们要把收获的玉米挑到山上的场院。挑着两筐玉米（到了场院要过秤，最多的一次我挑了１０１斤），肩膀压得生痛，步子几乎抬不起来。几个大寨女子也在挑大筐，身挑瘦削苗条，纤细的腰身一摆一摆的，轻轻巧巧地走着，几步就赶上了我们。仔细观察她们走路的窍门，发现她们走的是“猫步”。胯一摆，一只脚落在另一只脚的正前方，再一摆，后脚又落在前脚的正前方，走的是一条直线。我学着这样走路，真的省了好多气力。挑筐的姑娘们下山与我相遇，总要笑眯眯地问一句：“冷哩不冷？”“累哩不累？”是用醋浸泡出来的脆生生的嗓音，象唱歌一样，可以谱得出曲子。至今音犹在耳。
　　
　　7大寨苹果
　　除了干活，还和贾进才，武家坪民兵，贫协主席等开了座谈会，参观了大寨和一些展览会。学习着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学生们“与人奋斗”的筋又痒痒了。没有黑帮分子也要想办法找些阶级斗争的动向。
　　一天下了工我和实习小组的人到大寨唯一的供销社转了一圈。大寨供销社比一般农村的小铺要大一些，是新盖的，全村最好的砖瓦建筑物，想来是为了满足上大寨参观者的需要而建。商品不多，那年月我们也不会企望有更多的东西。吸引住我们眼睛的是苹果和梨，苹果又大又红，梨子也特大，黄澄澄的，一看就是新鲜多汁的。老那说，咱们来到大寨应该吃个大寨水果作纪念。我先是犹豫了一下，因为一开始张铁军宣布的纪律里有一条说不许上供销社买吃的。实际上供销社里每天都挤满了娇生惯养的“红卫兵小将”，购买各种各样的食物。没人反对老那的建议，一人买了一个水果，反正“法不责众”。我犹豫再三，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最终我还是买了一个苹果，果然好吃，又脆又甜又多汁，冰凉凉的，沁到心底。
　　当天晚上，全校师生和贫下中农集中在大寨人开会的露天场院。我不知又要开什么会，只是带上白天的疲劳听上一耳朵。只听得红卫兵头头张铁军——我们认为他算是红卫兵里比较讲政策的一个——声色俱厉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能忘，在我们身边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今天召开批判大会，批判投机分子刘企鹅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自打文革开始，红卫兵们就根据我的体型（在《刘家记忆》里我说过多次，我胖。）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刘企鹅”，一经过校园，“刘企鹅”的喊声此起彼伏，让我这个十九岁的女孩无地自容。
　　几个红卫兵把我给揪上了台，推推搡搡地按下我的头。罪行很简单：买了一个苹果吃。批判一个接一个，上纲上线：混进革命队伍，给北京的红卫兵抹黑，破坏农业学大寨，地主阶级享乐主义本性等等。他们喊着口号：“打到刘企鹅！”“刘企鹅不投降就让她灭忙！”特别响亮地起哄式地把重音落在那个侮辱性的外号上。
　　我心中一万个不服气，我之所以敢买苹果，首先因为“红卫兵小将们”挤在柜台前几斤几斤地买水果点心罐头糖果，大摇大摆地当街吃喝。为什么他们可以买我就不能买？说是他们对己对人使用着双重标准，那是抬举他们。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们的游戏而已，几天没“搞阶级斗争”，心里就痒痒的不行，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过是他们生活无趣时制造的一种调料。抓个人来斗一斗，解解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没有胆量辩解和反抗，一条条黄铜扣的皮带包围着我，我知道他们打人是不要命的。这样的当众受辱我已经历过多次，在学生面前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最让我难堪的是贫下中农也在场，因为我劳动卖力，他们本来对我印象很好，态度也非常友好，现在一下子成了现行反革命，他们怎么看待我？太丢脸了！
　　更让我失望的是，其他几个实习老师也都买了苹果和梨，一个个心安理得地坐在下面，为什么要让我承担一切，何况我是被动的，最后一个买的。再看首倡者老那，一声不敢吭，把头埋在膝盖里，象个耗子一样缩着。人到了这时只会明哲保身，真是令人寒心，我一直是把她当作最好的朋友的。
　　我心里想，是谁告的密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
　　
　　8惩罚
　　张铁军宣布惩罚条令。惩罚的方式很奇怪，让我给学生送夜宵。（瞧瞧，还要吃夜宵，一帮少爷小姐，又在玩弄着双重革命标准。）以及每天吃饭前要给红卫兵的食堂（他们不吃派饭，自己的做饭）挑三担水。想起今年三夏劳动时，因为对我有怀疑，就令我去厨房干活。后来有些学生拉肚子，就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我在饭菜里下了毒。我被抓了“现行”——迫害革命小将。为了证实一个人是反革命，不惜牺牲其他人的性命，多么奇怪的逻辑。这次又是同样的伎俩。当晚，我有些发蒙，顺从了他们，由红卫兵皮带押解，把夜宵挑到红卫兵驻地。所谓的夜宵，是学生们自己做的东西，熬了一大锅稠糊糊的粥，里面油盐酱醋味精都放上了，还放了大量的糖和葡萄干，还有许多他们在大寨商店买的好吃的。那东西做的又咸又甜，烂稀稀的，令人恶心。稀饭装在两大铁桶中，死沉死沉，心中只求他们这次别胡吃海塞，跑肚窜稀。那些粥红卫兵也不爱吃，最后都倒掉喂了猪。
　　第二天红卫兵又来押解我去挑水。我的脑子已经清醒起来：如果是为集体服务，挑几挑水也没有什么，但作为惩罚我不能接受。几个月来我对红卫兵的理解宽容忍耐突然走到了尽头，爆发出反抗的怒火，我坚决拒绝道：“我不干了，我不挑水也不送饭！”红卫兵把水桶扁担扔在我面前说：“如果你不干，你就永远也别想吃饭。”有几个学生又想上来打人。我嘴里硬顶道：“我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要挑水我只给贫下中农挑。”心想你们总不能在大寨这块革命“圣地”把我打死吧。拿贫下中农做挡箭牌，红卫兵居然拿我没办法。
　　随便找了一家贫农挑满了缸。挑罢水，我坐在门口土坡的石头上默默流泪。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来到这块英雄的地方，却要受这些人的气？为什么几个月来我一直被打击被侮辱，以至不能全心全意投入到运动中去？我的高中同学在学校里几乎都是革命的闯将，可是我在运动中又受到了什么样的锻炼呢？我越是想革命，就越是遭到侮辱和抵制。我开始明白，“革命”这个词放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含义。非革命干部出身的人是没有权利“革命”的。如果这些人要“革命”，那么首先要问“革谁的命”，在红卫兵看来，答案只有一个，他们要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命。我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通过文革的这些日子，我知道自己是永远也不能和他们融合的。他们的优越感已经将他们的行为带向了极端。
　　
　　9亮点
　　大寨留给我的记忆不堪回首，唯一的亮点来自一位女学生。她是八里庄农村的孩子（师院附中的学生来源主要两部分，一是附近军队大院，一是附近农村），大概是初三的学生，长得粗粗笨笨，可很会干农活。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在山上割黄豆（从来看不见一个红卫兵干活），她割起豆子来很麻利，还不知从哪弄来一副手套。豆子已经半干，豆荚尖扎手，豆杆上的毛刺弄得手又痛又痒。女孩给了我一只手套，教我怎么样割豆子。要使巧劲，镰刀贴着地皮，刀尖轻轻一划，豆杆就倒下了。
　　我们边割边聊天，都是些家常里短的事，她絮絮叨叨地讲父母挣多少工分，姐姐嫁到哪个村子。她丝毫没有干部子弟红卫兵的娇骄二气和“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她仍叫我老师，光是这一声老师就让我十分感动。她说一点也不喜欢班上的红卫兵，他们重视的只是父母当什么官，根本看不上农村子弟，她连红卫兵也加入不上，也不想加入，整天打打闹闹有什么意思。文化革命似乎与她无关。我心里隐约觉得她觉悟很低，到那时我还是够左的，自己被红卫兵整得死去活来，还发自内心地认为红卫兵运动好得很，红卫兵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过我没对她说什么。和她在一起，大半年来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放松了，那么轻松，那么有人味。
　　干着半截活我想解大便，她也要拉。我们蹲在地边，边聊边拉，拉一节，挪一步，突然想起身上没有手纸，她从兜里翻出一块皱皱巴巴的报纸递给我。“你呢？”我问。“没关系，我不用。”回手从身旁摘下两张蓖麻叶子，抹了两下，“我们农村都这么擦。”如果说拉屎让我的心与她更贴近，这话听起来荒唐可笑，但这就是我的切身感受，也许她根本无所谓，但这是我在大寨，或者更久以来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得到的唯一一点温暖。
　　
　　10 回北京了
　　终于熬到了回北京的时候了，那些红卫兵更是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全国性的大串连已经进入高潮，从阳泉到北京的火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人挨人地站着，十一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终于在黎明时分挨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