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旗下的1950s:听报告、上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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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振名
那时候，上政治课，有一种我们感到陌生而又新鲜的形式，那就是上大课。上大课的内容，就是听报告。每逢上大课，我们全校师生，就列队到市里的友好戏院去，坐在戏院的扶手排椅上，听市里的领导或驻军部队首长作报告；那时朝鲜战争已接近尾声，有时还会有“志愿军归国报告团”的军人来作报告。那时候，每逢听报告、上大课，往往都是学校里甚至是市里的大事。有时，听报告还得分场次。例如志愿军报告团作报告，我们就因为上一场报告还没结束，我们就得在戏院门口等着。
上大课，听报告，那时是一种很时髦、很革命的学习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文化用品，作为摩登的随身物品，也在青年学生中流行了。一是钢笔，特别是粗杆的、带螺丝笔套的“金星牌钢笔”，就成了国营百货公司的热销货。这是人们听大课时记笔记要用的笔。平时把它别在上衣口袋上，特别显得有文化。女同学特别显示出她们心灵手巧的本事，用羊毛线给钢笔织了个套子，套子上端还编织了粗带子。不是上课的时候，就把带子套在脖领上，笔就放在上衣口袋里，或者随意坠挂在胸前，权当项链和项链坠子，看去确实很别致。另一流行物品就是硬皮日记本。也是从百货公司买来，在听大课时记笔记用的。我们一些家境比较贫穷的买不起硬皮笔记本的，就买来白报纸，剖成十六开，再按日记本的大小折叠、装订起来，再用硬纸皮作封面，还在纸皮封面上贴上布块，也可成了一个似模似样的笔记本了。我们当学生的，上学下学，弯着肘，捧着书和笔记本，胸前别着钢笔，或把钢笔毛套挂在脖颈上，的确就是一个文化人的范儿了。
听报告，的确能听到很多新鲜的事情。例如，“反地方主义”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在“听报告”中得知的。一次，在友好戏院里开大会，市里的一位领导作报告，宣布对学校的一位主任解除对“地方主义”的审查。让我们鼓掌欢迎他回到革命的队伍来。当时我们的确不知道“反地方主义”是怎么回事情，台上叫我们鼓掌我们就鼓掌罢了。到长大了，后来参加工作了，才略有所闻。原来，一些建国前在粤桂边与海南岛打游击的广东、广西籍的共产党干部，在建国后对北方来的干部有排外的倾向，阻碍了中央对广东的治理，于是受到了中央的整顿与批判。后来经过“反地方主义”的治理，这股歪风给制止了。
有一次，我还惊诧地第一次听到共产党里也有“路线斗争”，还有反党阴谋集团的存在。那回，也是在友好戏院里，报告人向我们宣讲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罪恶。高岗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饶漱石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报告人说，他们结成了反党联盟，要篡夺中央的权力。对这次报告，我也是囫囵吞枣地听着，但也确实令我吃惊，那么强大有力、那么正确伟大的共产党，怎么里面还有那么多的斗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