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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中旬，太子党周少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小女儿）等人查敌伪报纸发现了国民党造谣的伍豪声明。如果是毫无政治规矩的话，那么，这份声明就可以经过周荣鑫直接送给周总理私人处理。但是，周少华和他父亲周荣鑫都没有选择做破坏组织规矩的事情，而是按照组织程序把相关材料直送文革小组（对内称“中央文革碰头会”）——当时共产党唯一公开对外办公的组织机构。是戚本禹代表文革小组接收了材料，然后按照组织程序上交给江青，江青也没有私自处理，而是召开会议，由周总理自己做出说明，然后，康生以亲历者身份给出旁证，讨论结果与原始材料一起上报上级领导毛主席过目，后来，毛主席亲自对此做过批示把相关材料存入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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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件小事，经手的每一个人，包括当时还在党外的中学生周少华，都严格按照组织规矩和程序办事，直到最后，都没有做出坏规矩的选择。这说明，不仅周总理本人是模范遵守政治规矩的典范，而且，那个时期的共产党人都把规矩当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此过程中间选择投机取巧，而是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办事。
1951年土改期间，湖南宁乡县地主杨剑雄被逮捕入狱，依据他解放前的血债和其他表现，是必死无疑的。这个人在监狱中间写材料说，他自己虽然有很大罪行，但也有功于共产党，具体就是1925年他参与营救过刘少奇同志，他希望以功抵罪免去一死。拿到杨剑雄的材料之后，宁乡县委无法判断，就给北京去函询问此事，结果，刘少奇说没有此事。到了文革期间此事又被揭发之后，王光美依然矢口否认此事，说不认识此人，多少年都没有过来往，结果，后来从他们的住处找到杨剑雄给他们写的私信，王光美自己亲笔写有“推荐国术专家二名”的内容提要。
[[文件:Jp67.jpeg]]
与周总理处理自己历史材料的方法相比，王光美和刘少奇对于此事处理，事先没有经过组织，事后也不向组织汇报，已经直接地坏了组织规矩。而且，从事后的事态演变看，自己处理此事除了坏了规矩之外，效果也是很不好的，等到有人公开质疑个人历史表现的时候，组织上完全无法帮助他，因为缺乏必要信息，无法对此作出判断，不得不交由专案组调查取证。而且，因为事件最初处理没有经过组织程序，事后也就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私下里处理过此事，只好否认到底，结果又被物证直接推翻，这至少引发了丧失信誉的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