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和他的那個時代:深圳特區
17、深圳特区
关于特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评价都比较好。每次去深圳，车子开在大路上，大道中间和两旁的绿化隔离带形成的厚重绿荫就足以使我深深自豪。深圳的规划借助了全国一流的设计师、专家、学者，原先只是图纸，今天是绿色满满的一个城市，怎么不叫人心生欢喜。然而按照父亲“后辈写前人总有夸大，就算是真实，看的人总是疑心， 别人要写，是别人的事。后人写，倒还不如不写”的说法，我能做的 大概是做一些拾遗补缺，就深圳的历史胡说八道一番我自己的看法， 其它事实在不必涉及。
关于特区的由来，父亲回忆*说：“1979 年 2 月 21 日的夜里，我当时正感冒发烧，可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一封长达1300 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 月 28 日下午， 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意见， 3 月 3 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 （我原来下棋下得不错！）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父亲又说，“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设在汕头。汕头在全省来说， 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第二，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来。第三， 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僻在一边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一说，大家都赞成。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1979 年 4 月 5 日-28 日），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关于历史，无论任何事情事件，正在发生的时候是当时，这个时 点一过，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成了历史。正常的历史叙述本身是一个笔 墨重构的过程，事实丰腴，有色彩，有表情，不同的人物的内心有不 同的想法，激情，呐喊或挣扎。越是清晰地叙述的历史越是一个经过 抽象过程的历史。文字的叙述远远脱离了生活当时的色彩和生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只好奇的猫。很多写特区开创时期的文章都 引用我父亲“杀头就杀我的头”这句话。我便问父亲，“你这话是在哪里说的？” “会上啊。” “为什么你要这么说呢？难道省委班子里有人反对吗？”“没有，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 父亲说。挑战父亲，我说，“那干嘛要说什么杀头杀我的头这样的话呢？” “我开了个头，大家都沉默，其实没有人反对改革开放，但文化大革命谁不是死去活来？谁心里不怕？还有，虽然说改革开放大家都支持，但是我讲的事情，大多数人想都没想过，听到的一时理解不了 也很正常。大家都不开口，怎么办？习仲勋是一把手，他当晚就来家坐了，他支持，但他不好在别人都没表态之前表态，那我就得打破闷 局。”“但是，为什么说杀头呢？” “我打电报回省委，办公厅的人都知道，开会进会场的时候，一个办公厅的女同志拉了拉我的袖子，小声对我说，‘吴书记，你不要说，要杀头的。’一想到这，我冲口就说了。我说出来了，责任就在我了，讨论就展开了。” 现在的人不容易理解的是，我父亲提的不过是一个怎样把关于广东经济搞上去的建议，为什么会涉及杀头？其实一九四九年之后什么三面红旗。什么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批判三自一包，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实都与经济工作有关，这些运动没有一个不是血迹斑斑的。的确，文化大革命是结束了，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罪名， 修正主义还是罪名，卖国更是罪名。后来这类事情也实在发生了，1982 年，一篇《上海租界的由来》引发了全国各地对特区铺天盖地的非议，与此同时同時中共中央发出的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 重违法犯罪行为《紧急通知》，广东福建两省的领导人全被召集到北京开会，纪委的四处挖掘贪污腐化，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总体形势摆在那儿，如果不是广东搞特区的这班人个个有如山涧清泉，有几个被杀头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要搞改革，牺牲者总是得有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运气不好，这一次他过了关，到了一九八五年因为一件乡镇一级的假药案被人找到了借口，被整了下去。 我父亲说，他“办成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就我来看，从时代意义上说，我父亲幸运，他说，“当时的情况 是大家都希望改革。”他身处一个历史呼唤改革的时代。1978 年，林乎加*、李一氓*、段云*、谷牧*分别带领了考察团出国考察，当时的党主席华国锋*，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意见。北京的国务院务虚会已经有了“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外国）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这样的想法。处在改革的时代，父亲的奋不顾身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此外，就个体而言，他比那些与他或迟或早参加革命的人年纪稍小。尽管他经历过文革的摧残，甚至耳朵都被打聋了一只，但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他所在队伍的种种辉煌与荒谬， 他对于已经想通了的事情，既义无反顾，亦懂得该如何自我保护。当 改革开放时代到来的时候，他才五十来岁，人生的这个时段，经历丰富，思维敏捷，眼光开阔，精力充沛，依然充满激情和冲劲。从俯瞰的角度看，这时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如果不改革开放就走投无路的节点。说到改革开放，人人都支持改革开放，但是却没有人想 过计划经济原来是可以突破的，提出了特区，改革开放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以及一条具体前行的路径。
思维一旦打开，也就越张越开。我父亲提出试点的地方是汕头， 这当然有正面理由，却也包含了以汕头偏僻在一个角落，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这种从反面争取同意的理由。在他心中，特区的意义在于引进市场经济，但这话当时并不能直接讲，讲的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市场经济，要争取，但任何改革，都必须在一个试点取得经验后才能大刀阔斧铺开。包括地点，包括阐述的语言，口一定得开的小，人畜无害，才能争取的下来。在一个呼唤改革的年代， 改革是一团火，害怕是裹着这团火的纸。尽管大家还是害怕，但这纸 一旦被那句“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的话语捅破，火就从里面燃了出来，连纸都给烧了。从改革开放的角度讲“先行一步”，阐述建立特区的设想其实没人反对，要说服的反倒是不能全省铺开，全省铺开，争取既有难度，要搞也搞不过来，经过讨论，大家都一致认为最好的方案是在汕头、深圳和珠海三个节点同时展开。 汇报到了中央，华国锋主席主持的 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了广东的建议。华国锋对于特区的认识是有高度的，会后，习仲勋在省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说，“华主席说，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改革。” 北京 1979 年 4 月工作会议文件写进了试办出口特区，关于试办点写进了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 广东的筹办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中央考虑先试办深圳、珠海，再 考虑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又要求“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习仲勋那句，“南生，你去做孙悟空吧。”也就是这个时候说的。接着，省委决定了由我父亲以省委书记兼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及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从地点意义上说，我父亲也幸运。 他出生于汕头，汕头是帝国主义强迫满清政府在五口通关之外再开的口子。是一个平地建起的城市。在他脑海的潜意识里有孩童的时光留下的城市建设印象，也有在他外祖母家体验到的外出打工的农民春节回到村寨时的欢乐。在他的口述史里有这么一段，他讲到他少年 时回到他母亲的家乡玉湖，，在我听来充满了命运的启示。 父亲说，“到了外公家老屋，阿妈忙着照顾两个小的。有几个婶娘来帮忙，她们搬来了几捆稻草，一大碗咸菜和几个番薯，问寒问暖。 一个到灶间，点了火，开始煮粥。我困得不行，在稻草堆上一倒就沉沉睡着了。清晨起，迷迷糊糊，一时竟不知身在何方。一股甜甜的香味弥漫在灶间，我嗅了嗅，确认了是干稻草的清香和灶灰的烟味儿。 墙真老，可能有上百年了吧，泥砖斑斑驳驳，露着夹杂的蚬壳和沙石， 我用手去抠，抠出来的蚬壳破破碎碎，叫人泄气。 阿妈说，这是个老寨。能走的都出去打工，走光了。真的呢，寨子里很多屋子屋顶没了，墙壁塌了，倒下的泥砖上长满了青苔和一蓬 蓬生气勃勃的山茅。 ……穷归穷，山村的人情却醇厚。我们刚回的时候，天天有人来 看我们，来了带几块番薯，有的带块花生糖板。花生炒香了，加糖压成的。我第一次吃，那香味竟然到今天还记得。阿妈说，春节快到了， 糖板是各家自己做的。我叫阿妈也做，可是阿妈不会。那段时间，每天都有老寨在外地打工的子孙回来。回来一个就热闹半天。天寒地冻， 冷得直打哆嗦，我跟在一群小孩后面，赤着脚，流着鼻涕，哪儿热闹 就上哪儿去，哇哇大叫，乐得疯疯癫癫。” 关于这一段回忆，父亲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大批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这样的事，其实早在上百年前就开始了，其间由于战争和解放后方针政策的错误停顿过，但工业化是一种社会进步， 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的。” 父亲说的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由此应该可以推论说，在他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清晰化的过程。但毫无疑问，他认识的基部是潜藏在他生命里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帮助他消化了当年的考察团带回的震撼。没有这样的潜意识，想要搞好一个地区的经济，眼光不会转向 另一个世界去探索，而会千方百计去弥补计划经济的缺陷，譬如说整顿，推行一长制，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大力发展出口基地，或者利用他们（外国）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等等。父亲自从东北起，他主要的工作无非是政策研究。他知道要改变 中国，首先得改变的是这个党的政策。他身处广东，广东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他曾经负责过港澳方面的工作，因此他在外头有很多富于见识的朋友。父亲的工作经验集中在政策研究、农村和宣传工作， 说起来父亲其实并不太懂宏观经济理论和工业体系，但他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他能够请来足够多老朋友日夜兼程赶到汕头，那时从香港到 汕头，没有船，没有飞机，只有班车，一天一班，有时是几天一班。 路是十几年没有修过的路，从深圳开到汕头得走两天，很辛苦，当时的来的客人说是一路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载歌载舞形容的是路不平， 车子走在路上左摇右晃，热烈欢迎说的是车子里没有空调热得受不了。 我父亲有他自己三十年经历的反思，是这些人给了他打开了另一 个思考的维度。因此他在讲到特区的由来的时候，他总是讲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人的思想开放，总是讲他的那些老朋友，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庄世平、有过在中东连片开发经验的企业家罗新权、泰国曼谷银行董事长陈有汉、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民四兄弟等等，他谈过罗新权提议搞自由港，在汕头一待就是半个月帮助搞规划。他说，“说中国的开放改革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不赞成这个说法，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的共同要求。” 父亲接触过薛暮桥、孙冶方、许涤新这些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学家的学说，因此他多少有些经济学的底子，但他的天性没有框框的约束。 这些人中，除了庄世平对两个世界均有认识，其他人，既然来了，以他们的经验和经历，他们能讲的也就只有商品和市场。这些人其实是 中国闭关锁国三十年之后，在我父亲面前重新揭开市场经济面纱的使 者。父亲谦卑，就像一个初学者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好奇，赞叹， 思辨，他感觉到了朋友们给他描绘的画面。他思索，寻找着路径，他 渴望着一张蓝图，也企图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核心。他有他儿时的记忆， 有他近三十年的伤痛，一旦这些知识与他的儿时记忆相叠相生，与他三十年的经历相反相成，融会贯通，感觉出现，他便速成了。通过谈话，讨论，通过请益，研讨，一个崭新的可能仿佛触手可及。他形成了后来特区的轮廓概念，也明白了他要做的事情的核心。剩下的便只是选择表达语言、什么时候能说什么话，用哪一个词这些的实际问题了。他有他党内生存的经验，他知道他要做的事，做得，然而，有些事情说不得也，哥哥！在思考中，所有这一切都烩在一起了，于是便有了 1979 年 2 月 21 日那封看似平淡如水的电报。 谷牧曾经说过大意为我父亲没出过国就能办成特区真了不起这类褒扬的话。谷牧不知道的是父亲曾经和他那些专门从香港、新加坡、 泰国请过来的朋友日夜相对，聆听，请教，讨论，理论思辨和实践经 验纠缠对照，这一过程犹如闭关修炼，不知不觉间比那些出去考察的 代表团所遭受的震撼更深了一层。 因为试办文件里包括了福建的厦门，上海的崇明岛，客观上使到后来人可以通过对比清晰地看到我父亲在发出一封电报之前与这些 海外的银行家和实业家务虚交流，请教，研讨，在改革开放这件事情上的意义。厦门的项南是改革开放的闯将，他知道了了广东的想法， 却又知之不详，于是他向中央的要求简单直截了当，他说，广东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中央给广东什么条件就给我们什么条件，于是福建的厦门就办了起来。而崇明岛即便是写进了试办文件，也是石沉大海。 其实，很简单，因为没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少了一个非想着一 定要走出一条新路子的人。
人和，当然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父亲身处的广东的领导班子的两个头儿都是绝对的老资格，而这两个人都出类拔萃。 我父亲从汕头给省委打电报，一封电报的信息量说多很多，说少很少，这封电报涉及后来大变革的其实只有一段，“我还和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研究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和扩大对外贸易的问题。”然后讲汕头的情况，讲到放权，最后归结道，“我们已经拟定一个初步意见，待报省委研究，这里就不详细谈了。”一篇报告的信息量多少其实只在于什么人看，习仲勋 26 年参加革命，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工 作，他所有的经历都在北方，然而他苍茫的经历赋予他的视野和眼光 使他看到了其他同样看过电报的人看不到的东西，此外，我自己推测， 习仲勋和我父亲一样，他们两人的内心对人民的贫困充满焦虑，甚至， 习仲勋很可能和我父亲一样，心底都有这共产党执政已经这么多年了， 这个国家穷啊！这样一种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负罪的感觉，我们很难还原他的想法，但他在我父亲回到广州的当晚就到家里来了，我父亲汇报了想法，他们彼此交换了意见，谈完，习仲勋的决心就已经下了。 他们具体怎么谈，谈了什么，我们现在也已经无法追溯了，但大致推 理，谈的应该电报里所说的已经拟定的待报省委研究的初步意见。习 仲勋这种简直不可思议的决断力在那些战争年代独立主持山头的领导人身上是经常可以看到的，然而，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经历了生死文革，如果人们知道多少人 留在心头的只是颤栗，如果人们知道这个时候习仲勋还背负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个大发明”的罪名尚未平反，人们就能知道什么叫西北汉子，什么叫眼光，什么叫胆识，什么叫义无反顾。遇到了习仲勋也是我父亲的幸运，试想想，如果是另一个人当第一书记又会如何？事情能有这么顺利？ 广东党的班子的另一个头儿是杨尚昆，开头他有点不太相信特区 可以办成。那天我在院子里，突然，门被拍得震响，“南生啊！”门外的人大叫，我跑过去开门，见是杨尚昆，吓了一跳。“南生啊！我去过深圳了，我错了，你对了！”一进门，杨尚昆就喊。爸爸从楼上跑了下来，两人一见面，两手就握紧了。杨尚昆说，“我去过深圳了” 然后又重复那个说法，我只见我父亲满脸的感动。后来，两人就进去 聊了。杨尚昆不提自己对深圳的支持，只提自己的错处，其实杨尚昆 对深圳的支持也非常大。别的不说，一九七九年四月初那次决定向中央请示先走一步的省委会议就是杨尚昆主持的。了解共产党历史的人 会知道杨尚昆是 25 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反围剿和长征时期的红三军团政委，参加过遵义会议，一直在中央工作。在大时代大事业面前， 杨尚昆坦坦荡荡，他的胸襟胸怀真是了不起！ 文化革命前陶铸同志的大秘丁励松*回忆过他和我父亲到汕头的 那一段经历和想法的形成，他说，“这个现在看似寻常的思路，在当 时无异于头一个‘吃螃蟹’。所庆幸的是，竟然得到广东省领导层的赞成------”。丁励松说的“所庆幸的是，竟然------”，“竟然”两字真是可圈可点。的确，当时广东省委的这个班子，在改革开放这件事情 上，纵使班子个别人在个别问题上有疑惑，有不同意见，有不理解的 地方，然而他们没有内耗一分精力，没有浪费一天时间，没有走一寸弯路。身处这样一个班子不是我父亲的幸运又是什么？
1979 年 7 月中央正式下达了试办出口特区，并决定由谷牧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分管这一工作。谷牧开明，有经济工作经验，有对海内外经济宏观和微观的理解，父亲和他还特别能谈得来。谷牧与邓小平、陈云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系都很好，父亲说，“没有他在上面顶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就大祸临头。”父亲又说，“要说中国办特区，他是第一功劳。” 当时最支持特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叶帅，1980 年 4 月 22 日， 广东省人大通过了特区条例，上报了全国人大。五天之后，叶帅到深圳视察，当时叶帅的身体不好，双脚移动已经有点困难。广州到深圳交通不方便，深圳住宿条件很差，蚊子多，连床垫都是临时从当地一家床垫厂找来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叶帅到了深圳，宣示了他对特区的支持，更不待说，特区立法其实是特区的根本。后来 1981 年 3 月，叶帅又专程视察了珠海。中国的贫穷一直在叶帅内心煎熬着。 他不止一次对我父亲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爱家乡的人，就会爱这个国家，叶帅知道，特区就是整个中国的出路。现在讲特区只讲邓小平，其实真对不起在特区初始就一直关心支持特区的叶帅。叶帅和谷牧是我父亲一回想起创办特区当年就念念不忘的两位领导。
- 父亲对我说的话总是零散，这两段这么规整的话出自杨剑的《回眸：79，中国特区》， 内容有删节。杨剑曾用累月的时间收集资料，也曾就特区的建立详细采访过我父亲。
- 习仲勋（1913－2002）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28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 之一，多年主持西北工作，1959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 年被定为反党集团， 文化大革命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兼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同年 12 月被增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第七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近平之父。
- 杨尚昆（1907--1998），号诚五，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学习，1931 年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中国工农红 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 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主任，陕北红 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中共中央军 委秘书长，中央外事组副组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 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被 监禁达12 年之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任广东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项南（1918—1997）福建省连城县人，原名项德崇，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建阳县政府财经科科长，阜东县县委秘书、县委宣传部部长，盐阜五分区、十一分区财经处处长，安徽省青年团书记、华东局青年团书记、团中央书记、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 第一政委。党的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庄世平( 1911 - 2007 )，广东省普宁县人，1949 年在香港创办南洋商业银行，1950 年 在澳门创办南通银行，从 1959 年起，历任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六届全国人大华 侨委员会委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侨联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主席团成员。庄世平挂职于许多银行、学会及公司，为深圳特 区的建设不遗余力，是深圳市荣誉市民。
- 罗新权是广东省大埔县人，新加坡企业家。是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
- 陈有汉(1934---)祖籍潮阳市峡山镇洋东乡，著名华裔银行家。出生于泰国曼谷，1957 年毕业于伦敦银行学院，1980 年起任泰国盘谷银行总裁，曾先后担任亚洲水泥有限公司董 事长、盘谷银行董事长、泰中友好协会副主席、泰美商业促进委员会主席、亚洲太平洋银行 家俱乐部主席，是国际银行公会资深委员，曾于 1983、1987、1992 三度被评为“泰国杰出银 行家”，被亚太银行家协会颁授“卓越银行家最高荣誉奖”，并分别获得美国加州碧拍莱大学 财政学名誉博士和菲律宾德拉赛尔大学企业管理名誉博士学位。同时，陈有汉博士曾多次担 任泰国上议院议员，并分别于 1981 年荣获泰皇陛下御赐一等皇冠大绶勋章，于 1983 年荣获 泰皇陛下御赐一等白象大绶勋章。
- 谢国民（1939--）祖籍广东澄海，著名华裔企业家，现任泰国正大国际集团董事长， 是卜蜂国际集团主要股东，港事顾问，中国复旦大学校董。泰国国王曾亲自授予他泰国政法 大学“商业荣誉博士学位”，1988 年被《亚洲金融》称为“亚洲最杰出的企业家”， 2018 年谢国民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十大华商人物”。
- 薛暮桥（1904—2005）江苏无锡人，原名雨林，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 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 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 《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著作。
- 孙冶方（1908-1983）无锡玉祁镇人，原名薛萼果，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 年底转为中共党员，历任无锡党支部第一任书记，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翻译，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沪东区工人联合会筹 备委员会主席，《中国农村》杂志编辑，《中国论坛报》担任撰稿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 起人，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创办人，英文《中国论坛》通讯员，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 作委员会书记，华中局宣传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华中局党校教员兼任教育科科长，中共淮 南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部长，苏皖地区货物管理总局副局长，华东财办秘书长，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社会主义经济论》《社 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孙冶方选集》《中国社会性质的 若干理论问题》等著作。他于 1985 年设立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
- 许涤新（1906─1988）广东省揭西县棉湖镇人。1925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武汉《新华日报》编辑，重庆《新华日报》编辑、党总支书记，香港 《群众》杂志主编，《华商报》编委，《大公报》副刊主编，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市工商局局长、华东财委和上海市财委副主任、统战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汕头大学校长，《政治经济学辞典》主编，是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著有《官僚资本论》、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二卷、《中国经济的道路》、《中国 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1949～1957)》、《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中国国民经 济的变革与经验》《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等著作。
- 林乎加（1916--2018）山东长岛人。1936 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鲁南区、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泰山地委书记 兼军分区政委，浙江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1965 年国务院“小计委”领导成 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3 年起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 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 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市市长，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农业部党 组书记、部长，农牧渔业部党组书记、部长，兼任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1995年 6 月离休，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长征 后历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 学校长，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 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十二次、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
- 段云（1912--？）山西省蒲县城关镇人，又名段连荣，1937 年参加牺盟会，1938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西北行署经济总局局长，中共晋西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处处长， 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西南财政部副部长，中财委第二、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财 政金融税制改革小组组长。1981年改任国家计委顾问。是十一大，十二大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审计学会、中国价格学会、中国物资学会顾问。
- 谷牧（1914--2009），本名刘家语，山东荣成宁津镇人，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1932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东北军第 112 师中共工作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 115师参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主任秘书、统战部部长，八路军第 115 师兼山东军区政治部统战 部部长，中共滨海区第二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中 共中央华东局直属滨海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分区政委，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兼新海连警备区政 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兼鲁中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市长，济南警 备区政治委员，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兼任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3 年工作恢复，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革委会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政治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共产党 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 华国锋（ 1921 年--2008），原名苏铸，字成九，山西交城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山西汾阳担任牺盟会工作员，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 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第八 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湘 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文教办公室主任、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革命 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列 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常务副总理，国务院代总理，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1981年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是十二大到十五大中央委员，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 丁励松（1927--2004）湖南省桃江县源嘉桥人，1949 年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曾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秘书，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经济特区办公室主任，广东发展银行常务副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