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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

添加16字节, 2019年3月6日 (三)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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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左）握着当年的政治老师[[张贵斋]]的手，说：“终于可以向老师们道歉了。”作为“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人”、“杀死母校校长的刽子手”，宋彬彬道歉引起的反响，远比陈小鲁等红卫兵道歉引起的反响复杂得多。 的手，说：“终于可以向老师们道歉了。”作为“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人”、“杀死母校校长的刽子手”，宋彬彬道歉引起的反响，远比[[陈小鲁]]等红卫兵道歉引起的反响复杂得多。

2014年2月11日晚上，两个老人在争论。

拿人名开玩笑是毛泽东几十年的习惯，从彭德怀、尼克松，到身边工作人员都被他调侃过。他有时意有所指，有时不过随口一说。宋彬彬至今否认《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发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几天后，八中党支部书记不堪被学生殴打，自杀身亡。在“破四旧”高潮期的1966年8、9两个月，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几天后，八中党支部书记不堪被学生殴打，自杀身亡。在“破四旧”高潮期的1966年8、9两个月，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而“要武”的直接承担者，当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五十岁。史称“八五事件”。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宋要武”、与“八五事件”、与校长之死的关系，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举行了一场“道歉会”，在当年就读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伤害的老师道歉。他以当年学生领袖、校“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老师们鞠躬。

这场道歉会，是三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誉，给了她们勇气。这场道歉会，是三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誉，给了她们勇气。

但这勇气并未达到能邀请王晶垚的程度。2013年，她们曾经把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的光盘送给他，王晶垚当面接受了，半个月后又退回了。

“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王晶垚提高了嗓门，脸色因盛怒而涨红。家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落，都是记者。

宋彬彬的道歉，比陈小鲁道歉激起的社会反响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发表了充满赞誉的评论《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学者徐友渔专门撰文，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的说法，向宋彬彬道歉。宋彬彬的道歉，比[[陈小鲁]]道歉激起的社会反响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发表了充满赞誉的评论《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学者徐友渔专门撰文，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的说法，向宋彬彬道歉。

徐友渔这篇文章名为《“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文中写道：最应该道歉的，不是这些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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