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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几次提到老子建立大道之邦的事,其中较具休的是《庚桑楚》,描述了老子的弟子们通过传道、积德,准备建立“邦之母”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br>
庚桑楚是老子最得意的门生,因得老子之道旨,而到畏垒之山”去“北居”(“北居”与“南面”相对,他不是去统治畏垒山,而是“被褐怀玉”,去传道“积德”)。他以庶人的姿态出现在畏垒之山时,曾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知者”,便站不住脚而离开了;他亲为行道,作不言之教,吸引了众人,因此,曾在那里标榜仁爱的人们便疏远了。那些纯朴敦厚的老实人,却愿与他在一起,特别是那些不顾劳累
的热心人,成了他的弟子,和他密切合作。<br>
经过三年,畏垒之山兴旺起来。畏垒山民便认定庚桑楚是圣贤,并与庚桑楚的弟子们商议,要推举他为主,举行庆典,宣告建社立邦。<br>
庚桑楚虽然实际上在那里领导,但当他听到山民这种商议的消息,却心中很是不安。弟子们都为此而感到惊异。因此他对弟子们说:“畏垒山能兴旺,无非是大家都能按自然季节,春播秋收,自有收成,这不过是天道已行矣。我个人能起多少作用?如今,大家把我提在贤人之间而张扬,我难
道是这样引人注目的人吗?如果这样,对照老聃的教导,我就感到惭愧了。”<br>
庚桑楚的忧虑是有根据的。《老子》第64~55段说:<br>
“(圣人之)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能辅厅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也,乃至大顺。”这段话长期被人曲解,我作如下译:“圣人的学说,不是学来的,而是重现众人的经历,(总结众人的经验教训)能够辅助万物的自然发展,而不会冒昧地违反它。所以说:依道理行事的人,不能认为自己比民众高明,宁可认为比民众愚笨。民众是不容易管理的,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因此,自以为高明而主持邦,就会把这个邦搞坏;不自以为高明而主持邦,就会使这邦有所得益……玄德深呵,远呵,它与现行的一切都相反的,而至于完全地顺从自然。”(参见《老子通解》第65段“校注”和“通说”)想起老子的这种教导,面对畏垒山民要搞立社建邦搞庆典,以示 “尊贤授能”,庚桑楚自然心中不安了。<br>
弟子们不同意庚桑楚的说法而争论起来,意思是大河养大鱼,小河可以养小鱼,畏垒山虽小,也可以立自己的主。而且以“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为由,要求庚桑楚同意。<br>
庚桑楚便以老子的“重积德”、“深根固柢”一类的道理教导他的弟子,并针对弟子们强调学尧舜的问题,指出：“其二子者又何足于称扬哉?……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在乎于千古之后”。<br>
此话是说得非常深刻的。人类处在原始人群之时,天天都是面对着天灾兽祸的威胁,因此总是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地共同对付人类的天敌,有乐同享,有难同当。那时的人群是和谐协调的整体。后来,人们与自然交往的能力加强了，温饱有余了,便出现“尊贤授能,先善与利”一类的事。自
此,人类开始分化了,人祸随之出现了。这情况,在中国大概正出在传说中的尧舜之世。庚桑楚说的这番话意味深长,却不为弟子们所理解。<br>
有个弟子叫南荣的,因急于建邦立社的庆典,不理解庆桑楚的教导,于是庚桑楚便让南荣去直接请教老聃……<br>
有学者说,这故事不过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史实记述。就算是文艺作品,亦必有其生活的真实性。就是说,在春秋战国之交,确有人把尧舜以来的 “尊贤授能,先善与利”看作“大乱之本”,而试图纠正。这和老子关于“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而必须矫正的思想是吻合的。<br>
庚桑楚“北居”的“畏垒之山”,大概是贵族分封制下未被分封的荒漠地区,可能是逃亡的奴隶们聚居的新村落。<br>
畏垒者,末垒也。所以才有“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的问题。这也恰如老子说的“其未兆也易谋”的地方。<br>
然而,老子关于建立大道制的“邦之母”的设想,确实是一种乌托邦。“生于尧舜之间”的私有制在中国正进入第一次大飞跃之时(春秋末年),要阻挡“尊贤授能,先善与利”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私有制发展的浪潮,必然深入到普天之下的每个角落。“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春播秋收便丰衣足食,只能是短时的。“居三年,畏垒大穰”,兴旺起来,自有权贵要来抢占了。能不“尊贤授能,先善与利”么?所以,庚桑楚和他的弟子们碰到这样的难题,意见也就有分歧了。<br>
《庄子·庚桑楚》还记述了南荣趎带着粮食,赶路七日,寻到“老聃之所”请教的情况。老子自然是支持庆桑楚从“以道立天下”的长远战略出发而 “重积德”的。他见南荣趎还无法理解其建立“邦之母”的种种条件的深奥道理,最后便说:“吾固告汝曰:‘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稿本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来,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似乎是在说:“南荣趎呀,你听庚桑楚的话,照着去做,不会错的,不要担心吧。”其实一个邦的领导人没有明确的身份,不显名,不露面,又如何能自立于邦社之林呢?<br>
《庄子山木》中有记:“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与道相辅而行。”<br>
这个“建德之国”,在历史上是否实际存在过,目前很难判断。但它所描述的“名为建德之邦”的情况,确属老子“有德司介”的大道之邦,这是毫无疑义的。<br>
《山木》记市南子与鲁侯的对话中,还提到:“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这个“莫”,学者多读作“漠”。大莫之国即大漠之国。此与下文所说的老子西向流沙传道而建休屠城邦,似可联系起来作考察。<br>
《庄子·山木》还讲了个这样的故事:“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接着大公任讲了这一段话:“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这个“大成之人”,显然是指老子。老子之所以是“大成之人”,据大公任所说,是“道流” 而“德行”。即是说老子的“道”传播开了,老子关于“德”的主张实行了。<br>
这里,庄子显然是作了个对比:孔子爱好功名,终至陷入绝境;老子不喜功名,成为有“大成之人”。所谓“道流”而“德行”,与上述的“建德之国”、“大漠之国”是联系着的。
'''三、史书中的反映'''
《史记·老子传》说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今人释作周王室的图书管理人员,这是可信的。确认这一点,便可理解老子为什么会有如此渊博的学识,而能放眼世界,胸怀天下了。<br>
《史记老子传》又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修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br>
《史记》作者司马迁处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这个老学信奉者身处逆境,“莫知其所终”,也只好莫知”了。<br>
不过,汉武帝不像秦始皇那样无知狂妄,他没有把诸子书烧掉,而且见“书缺简脱”,“喟然而称曰:‘朕甚闷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汉昭帝时,解放思想,强调恢复汉初的政治传统,开“昭鲜之治”,实际上否定了“独尊儒术”。汉初曾起决定性作用的黄老之学,重新被器重。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同上书),在这种形势下,对当时最重要经典《道德经》的作者老子,仍“莫知其所终”,当更令人“甚闷焉”。因此对老子的生平进行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很自然的事。后有《刘向说老子》出世,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录在案,可惜今已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