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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户:吕嘉|吕嘉]]（退休教师）；原单位：清华大学

'''摘要：'''文明的源头也就是文明与文化的本体，是一种必须能够具体显现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主观观念——先哲在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的我的真理、人的真理。世界诸文明大都孕育、成型、维系于某种宗教，以其标志文明的个性特征，并非偶然，因为宗教信条是承载人的真理的天然形式。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明。从古至今，多数中国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因为中国先哲发现的真实的我就是[[君子]]，[[君子]]的准则就是人的真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昆，[[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追求现代化，付出极大代价，在接受来自西方的、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科学的迷信，丧失了自己文化的自信。从文明源头汲取力量，重新确认人的真理就是[[君子]]的准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纪念。

关键词：文化、本体、人的真理、宗教、中国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回到文明的源头，从那里汲取走向未来所必需的精神力量，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强调的：“'''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田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 [1]。

文明的源头也就是文明与文化的本体，是一种必须能够具体显现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主观观念——先哲在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的我的真理、人的真理。

进化论揭示：人类起源于生物进化；但作为一种动物的人类如何发展为不是动物的人？进化论又不能合理解释。有关灵长目动物进化的研究发现：“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在进化上有最多失败的物种：在过去的600万年间，猿这个物种的数量急剧下降，特别是与我们的近亲猴子相比。……人类是与猴子生存竞争失败者的后裔”[2]。一百年前，[[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3]，远见卓识。作为一种动物的人类永远不会通过生物进化途径而直接转变区别于动物的人，人只能诞生于创造性活动。当代人类学研究发现，人类在从动物转变为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非自然性的关键因素——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指出：“文化不是被附加在完善的或者实际上完善的动物身上，而是那个动物本身的生产过程的构成因素，是核心构成因素。……人类的神经系统不仅使他们能够习得文化，而且，如果神经系统要发生任何作用的话，还可能要求他们去习得文化。与其说文化的作用仅仅在于补充、发展和延伸在逻辑和遗传上先于它的以生物体为基础的能力，不如说它更像是这些能力本身的组成部分。事实会证明，没有文化的人类将可能不是内秀但未完善的猿，而是完全无智力从而不中用的畸形”[4]。这就是说，'''创造人自身的劳动包括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其中，创造出文化的精神劳动在人自身的创造中发挥着更为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神经系统为什么必须习得文化才能发挥作用？或者说，在物质生活资料极其匮乏的远古时代，人类为什么要去创造不能吃也不能穿的文化？在于人类在生物进化中萌生了精神需要。美国哲学家[[塞尔]]认为：“人类和较高等的动物显然是有意识的，但我们不知道在种系发生尺度上意识延伸到多远”[5]。目前已知，动物有意识却还没有[[自我意识]]，不能从“我”的角度看待一切，也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诺贝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埃克尔斯]]推测：“在极为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一扇通向未来的窗户只开启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其间原始人类这一分支从人科动物的进化路线分离了出来。……原始人不仅有意识，而且萌生了人类的[[自我意识]]。……自知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之一，可能是最根本的特征。……迄今为止找不到高等动物具有内省或[[自我意识]]的证据”[6]。人类萌生[[自我意识]]，意味着意识从动物意识即束缚于本能的意识发展为真正的意识，即可以同物质构成对立统一关系的意识，也就是发展成为了精神——以作为意识的我为意识立场的意识。从此，人类神经系统出现了两个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本能支配的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类特有的、我所主导的信息整合中心，人类生活中因而出现同意义有关的、动物不会遇到的现象：我若心不在焉，事物就在眼前也会熟视而无睹，声音震耳欲聋也会充耳而未闻。更重要的是，人可以意识到自己，称自己为”我“，也产生出精神需要，即对于有关真实的自己的观念的需要：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决定于自己，所以必须知道真实的自己，否则生命就没有意义，就会出现精神上的空虚、迷茫、困惑、苦恼、焦虑、烦闷、抑郁……，即便衣食无忧也仍然了无生趣，毫无人生幸福可言。所以, 人类必须从事精神劳动，生产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

物质劳动艰苦，精神劳动艰难，因为“认识自己”本身是悖论：自己困惑于自己，所以要认识自己；谁能认识自己，只有自己能够真正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自己去认识自己，恰如“庄生梦蝶”，清醒、理性地追问可能只是虚幻梦境。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犹如吞噬智慧的“黑洞”：人的思想永远是某个“我”的思想，人们追问“我”的思想也还是某个“我”的思想；人永远通过“我”的思想追问“我是谁”，也就永远是“我”在追问“我是谁”，追问永无止境。相传有人问古希腊哲人[[泰勒斯]]：“何事最难为？”他答道：'''“认识你自己”'''。德国哲学家[[尼采]]明言：'''“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7]

在科学研究中，人类日益深入物质的本质，发现万物运动的规律，却无法获得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因为科学观点是“从‘他’的角度得到的观点——是那些能被其他人证实或能为每一个人认同（或推翻）的事情”[8]，而我一旦成为“他”的认识对象，也就不再是我，而只是他、她或它——某种脑细胞运动。我是唯一的。[[佛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然而人类大脑的物理过程如何引发宇宙间唯一的主观性体验？心灵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困惑整个心灵哲学学科的“难题”。科学则只能说：'''“人的全部行为从因果关系上说根源于他的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物理过程，但也可以说：那些物理过程中至少有一些是那种不能根据物理和化学规律予以解释的东西“'''[9]。有学者倡言创建'''“第一人称科学”'''[10]。问题是，从“我”的角度认识我，成果如何具有客观真理性？显然，由此带来的问题比它期望解决的问题更难以解决。近年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所有元数学和计算机理论的限制性定理都说明。你永远不能完整地表示自己。……寻找关于自我的知识就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途。它永无尽头，它不可描述”[11]

精神劳动者创造了文化，也创造了人本身。“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真正的精神劳动者因自身精神的饥渴、苦闷而从事精神探索，思想自由无羁，不为任何教条所束缚，同时也有着明确的目标与界限，不会为知识而知识地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是真实的我的真理的探索者，也是这一真理的践行者。“'''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他们是智慧的，追问自我却不以自我为单纯的认识对象，而是领悟到自我蕴含着自身生命的最高能力，因此能够超越“认识自己”的悖论：在追问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了真实的自己，就以自己的精神发现定义自己，以自己生命践行自己的精神发现，让真实的自己展现于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作为人的真实生命存在就是自己精神探索的最终成果。他们是历史上最先实现从动物到人的转化的人——当代人类学认为：人是“'''自我实现的行为主体'''”，“'''自我完善的动物'''”[12]。人以“我”指称自己，我的真理、自己的真理也就是人的真理。人之所以区别动物，就在于人有本能却不屈从于本能，而是以自己发现的自己的真理为自己生命的准绳。经验科学或许永远无法确证文化的创生。[[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文化创造者或许就是这样的圣人。他们是文化、人的创造者，作为后人的人的典范的人。他们忧虑还在困惑于自己的族群同胞，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自己发现的真理引导族群同胞的自我认知，引导人们成长成人。精神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而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演化为培育人类成长成人的文化。人以生命承载文化，人类生活就实际实现着文化的发展、创造，文化就发展成为文明——“最广泛的文化实体”[13]。人群繁衍传承文化，文化延续形成文明历史，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文明历史显示，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乃至社会形态的历史都是短暂的，文化的生命却可以同文明历史一样长久，超越多种社会形态的变革。公元1世纪犹太民族失国于罗马人，20世纪中叶重建以色列国。近两千年中，犹太人民散居世界各地，[[犹太文化]]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建构，唯有犹太人民始终不渝的[[犹太教]]信仰，但[[犹太文化]]却因此生命延续，犹太民族也终有机会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奠定当代文明格局的三种原创文明——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都孕育、形成于[[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期间）。作为原始文明的本体的人的真理承载于图腾信仰。人们生而为氏族部落成员，无条件地接受氏族部落的图腾信仰，随生命成长而完成从一个本能支配的自然个体到一个合格的氏族部落成员即一个以生命践行自己信仰的人的转变，人人以为天经地义，毋庸置疑。另一方面，承载于图腾信仰的人的理念还是狭隘的，受到人类脱胎而出的动物属性的局限，部落、族群、地域都可以成为人与非人的界限标志。人类学家在考察爪哇文化时发现，“当地人非常坦率地说：‘做一个人就是做一个爪哇人’”[14]。因此，文明发展也就孕育了文明的危机。氏族部落制度后期，人类从渔猎时代进入农业时代，已经掌握农耕、畜牧、冶金、建筑、运输、造船、航海等方面的复杂技能。人们从实践中感受到理性与知识的力量，开始自觉追求真理，追问万事万物之究竟，包括追问自己，追问人是什么。然而世间已经没有了天经地义的人的真理。人们越是追问自己，就越是困惑。古希腊的智者发现，一切都是相对的，包括人之为人的生命准则。“聪明人颠来倒去得倒腾每一件事情，老实人则感到他们自己已变得跟不上时代了。论及美德会招致这样的回答，‘一切都基于你对美德的定义’，没有人知道美德的真正含义”[15]。人类生活中的道德危机日益严重。希腊城邦末年，“成文法和习惯皆被破坏，世风急转直下。……所有现在的城邦……都处于极坏的统治之下，它们的法律已经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除非来一场剧烈的变动和极大的运气”[16]。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朱熹：《四书集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人类如何摆脱危机？[[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惟有“绝圣弃智”（《[[老子]]•十九章》），返回远古时代，“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者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然而覆水难收。何以人们越是探究人的真理却越是让自己陷入危机？在于人的真理是形成于人的自我认知的主观真理，而人们所追求的真理即赋予人们变革物质世界力量的真理，却是客观真理，是“从‘他’的角度得到的观点——是那些能被其他人证实或能为每一个人认同（或推翻）的事情”[17]。前者只为人拥有，只对人成立，其真理性也只显现于人的生命；后者则属于宇宙间一切智能生命，其真理性必须得到客观验证，即得到所有人——包括未知的“外星人”——基于“他”的角度的观察、判断。追根溯源，文明危机的根源在于人自己。“在思维之中我们人类获得了我们最高的可能性，同样通过思维我们也可能陷入毁灭的境地”[18]。人类精神在轴心时代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即以苏格拉底、耶稣、[[孔子]]、佛陀为代表的思想家，突破当时人类因囿于有关真理的片面认识而陷入的精神局限，在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了真实的我，并以自己生命确证了新的思想范式——规范作为一切思想源泉的我的思想的真理性，从而形成适用于所有人类成员的“人”的观念，确立从那以后的人类文明的精神核心。

世界诸文明大都孕育、成型、维系于某种宗教，以其标志文明的个性特征，并非偶然。宗教信条是承载人的真理的天然形式，犹如黄金是货币的天然形式。人人生来都只是本能支配的动物，所以能够作为人而成为人，就在于生命不为本能所主宰而以人的真理为准绳。假如宇宙间还存在人类之外的智能生命，一定强调人的真理并非宇宙所有智能生命的普遍真理，同时也一定以自己的真理为自己生命的准绳。生命有限。任何人都需要在自己生命的某一时刻领悟人的真理并以为生命准绳，若没完没了地追问，坚持真理必须在客观验证中得到证明，似乎是拒绝迷信，其实却恰如动物坚持验证本能合理之后才肯服从本能，难免使人类陷入生存危机。宗教现象学认为，“对宗教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应该探讨拯救问题，……因为它定义了宗教自身的目的”[19]。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植根于一个基本的人类学事实：人类有机体对生物本能的超越”[20]。按基督教的理解，宗教起源于上帝，目的是拯救。《圣经》说：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约翰福音》）。宗教信仰者所信仰的上帝，并非以无限力量主宰万物而让人类不能不匍匐于其脚下的神灵，而是人本应如此、集一切美德于一身的人的典范，即形象化的人的真理。人皈依宗教信仰，就直接领悟人的真理，满足认知自我的精神需要，获得超越本能的生命准绳，实现从动物到人的根本性转变，即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所说：“我信仰上帝，……这不仅是说，上帝的此在虽然不可确证，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时，也意味着……我把上帝当做生活的准绳”[21]。

中国文明是世界诸伟大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明。从古至今，多数中国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因为中国先哲发现的真实的我就是[[君子]]，[[君子]]的准则就是人的真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昆，[[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思想家们从各自角度发展着中国人的自我界定：道家的“[[君子]]”超然物外，自然遂性，独善其身；墨家的“[[君子]]”勇武、侠义、实干、有为；法家的“[[君子]]”抱法处世而治；儒家学者继承并弘扬[[君子]]自强的精神传统。《论语》以高度抽象的形而上范畴——“仁”——概括[[君子]]的本质特征：“为仁由己”，“仁以为己任”。《[[孟子]]》以心、性等形而上范畴阐发“仁”的思想内涵，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儒学理论，同时以尽心、知性为本奠定了融知识学习、世界观教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中国教育模式。数千年来，中国思想家论证、发展着以[[君子]]作为人的自我完善目标的思想体系即中国哲学，中国人通过学习中国哲学的经典来满足认知自己的精神需要。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22]。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文化亦然。历史验证了17世纪荷兰思想家格老秀斯的预言：“大同主义的体系构成其顶点，中国的精神文化能够发展至此。唯一能够销蚀并阻挠它的力量是科学“[23]。文明、文化的本体是一种主观观念——先哲在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的我的真理、人的真理，科学观点即科学真理却是客观真理。中国的“经史子集”中没有系统探索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知识，古老的中国文明难以抵御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追求现代化，付出极大代价——解构承载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建设中国哲学……，从而在接受来自西方的、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观念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对科学的迷信，逐渐遮蔽了自己的文化意识。当代中国知识体系不包括叙述仅仅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人的真理的知识。完善的教育体系传授知识却不传承文化。放眼当代，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缺乏文化自觉的人民。西方人可以说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穆斯林可以说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教文化，犹太人可以说犹太文化是犹太教文化，俄罗斯人可以说俄罗斯文化是东正教文化……。中国人说起中国文化，却只能泛论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典籍丰富……，但凡讨论中国文化是什么文化，何谓中国文化的精华，如何才能继承、弘扬中国文化，必然陷入无尽无休的争论。抚今追昔，中国人在精神文化建设中的得失成败，是非功过，可谓一言难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生产、国家治理、科学技术、军事国防等方面已日益现代化，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却为精神文明建设所迟滞。人们的思想越来越现代化，但其中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因素也正在演变为威胁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人民的精神需要难以满足，社会为信仰危机所困扰，外来宗教流行，邪教悄然蔓延，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明显下滑。“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24]。“‘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25]。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民，都应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观理论。中国是以文化立国的文明古国，也是当今的世界大国，但目前中国人却尚未形成仅仅属于自己的世界观理论。2004 年“中国哲学大会”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的理论目标[26]，至今却仍停留在纸上。说到底，世界观是人特有的观念形式，形成于人从“我”的角度的认识。正确认识自己是形成正确世界观的根本，也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基础。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对世界及其意义的认识也一定是错误的，对待世界的原则、方法就一定是错误的，一切思想言行就不能不南辕北辙，一个国家或民族同样如此。

一百年前，中华精英为挽救民族危亡，在“五四”运动中倡导科学与民主，是历史的必然。今天，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文明源头汲取力量，重新确认人的真理就是[[君子]]的准则，改革中国知识体系，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纪念。

注释：

[1][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br>
[2] [美]特纳：《人类情感》，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3-21页． <br>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br>
[4] [12][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76、245页 <br>
[5]转引自[英]布莱摩尔．《人的意识》，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br>
[6][澳]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39-271页 <br>
[7][德]尼采：《道德的谱系》，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前言 <br>
[8][10][英]布莱摩尔．《人的意识》，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绪论•Ⅴ、第332页 <br>
[9][澳]阿姆斯特朗：“心理与物理的偶然等同论”，载于《心灵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页 <br>
[11][美]侯世达：《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22-923页 <br>
[13][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br>
[14][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br>
[15][英]基托：《希腊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br>
[16]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5-236页 <br>
[17][英]布莱摩尔：《人的意识》，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绪论•Ⅴ <br>
[18][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br>
[19][意大利]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4-317页 <br>
[20][德]卢克曼；《无形的宗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br>
[21][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br>
[2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16页 <br>
[23]转引自《卡尔•雅斯贝斯文集》，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81页 <br>
[24]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 <br>
[25]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载于《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 <br>
[26]本刊记者：“哲学中国：让思想成就未来──关于‘中国哲学大会（2004）’的报道”，载于《哲学研究》，2004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 <br>
[2][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br>
[3][英]布莱摩尔．《人的意识》，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 <br>
[4][澳]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br>
[5][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