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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来源：深圳东边纵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有一个中共特别支部在潜伏敌营十年，他们以战地服务队作掩护，与张发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斗智斗勇，出生入死，收集了大量秘密情报，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为抗战的胜利和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十年中，没有一名成员暴露身份。而梅州大埔客家人杨应彬就是这个中共特别支部的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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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彬

十年潜伏，险象环生

1921年10月20日，杨应彬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5年参加左翼教联工作，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阶段，时任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总司令张发奎邀请郭沫若帮助成立“战地服务队”，很快聚集了三十多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等骨干成员，其中十位是共产党员身份。1937年10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位党员在战地服务队内部成立“中共特别支部”，由左洪涛担任书记，当时刚年满16周岁的杨应彬是年龄最小的一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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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服务队合影，后排右三为杨应彬

1940年5月，为打进国民党的核心部门，经左洪涛的推荐，由张发奎保送杨应彬去贵州独山军校第四分校17期。通过半年努力，杨应彬在升学时的技术测试中（单杠、木马、射击、背诵“典范令”）在23总队一千多人中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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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彬
皖南事变后，张发奎部的反动势力加大内部清查工作，特支部成员的危险性随之增加。1940年12月的一天，大队长拿出王洞若等人来信，找到杨应彬。国民党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决心，不停审问杨应彬，并有意枪决他。张发奎因杨应彬升学成绩出色，写了嘉奖信给军校，停止了对他的审问，“枪决杨应彬的命令”也随即取消了。


张发奎：“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1938年，杨应彬认识了同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郑黎亚。潜伏敌营十年期间，杨应彬和郑黎亚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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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彬和郑黎亚结婚照

为了消除怀疑，左洪涛与杨应彬、郑黎亚商量后，决定举行一场讲点排场的结婚仪式，并请张发奎作证婚人。张发奎问：“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杨应彬夫妇沉着地说：“我们都不是。”张发奎笑着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1945年12月3日，张发奎出席并在婚礼上作了讲话祝福，这打消了一些人对杨应彬和郑黎亚身份的怀疑，缓和了杨应彬的危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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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黎亚与长子杨小斌合影

“文化大革命”期间，夫妻双双都受到严重冲击。但即使身处困境，他们仍顶住压力，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并为此付出了失去几年人身自由的代价，直到1972年冬他们才恢复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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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彬和郑黎亚

退休后，杨应彬和郑黎亚仍退而不休，耕耘不止，收获丰盛。杨应彬一生共创作了散文、诗词、政论等多种体裁的文章130多万字，刊印30多万册。他把过去写下的大量诗词精心编选成一集，命名为《东廓吟鞭》，由夫人郑黎亚亲自以正楷书写付印，相得益彰。1995年，杨应彬与郑黎亚合著的著作《金华集》出版。《金华集》记录了杨应彬入党后从事革命斗争60年的峥嵘岁月，是作者给抗日战争50周年的礼物，也是他参加革命60周年的纪念，也是这对革命伴侣、恩爱夫妻的金婚纪念册。


 
两千名东江纵队骨干化险为夷

1946年1月，军调部派出以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进行军调工作，解决东江纵队北撤问题。按照国共双方的协定，东江纵队将在深圳大鹏湾附近聚集，随后北撤到山东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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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杨应彬陪同习仲勋察观看广州迎春花市

杨应彬当时在参谋处作战科负责分管兵力、驻地等等工作，谈判刚刚结束，他突然接收了一份关于兵力调遣、驻地变动的军事调动命令，杨应彬认真仔细地看看，发现上面有蒋介石下达给张发奎的反革命密令：要求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际，“聚而歼之”、“一网打尽”。杨应彬大为震惊，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将蒋介石的密令及国民党的广州行营军布局情况告诉了左洪涛和何家槐，商议如何将信息尽快传递出去。

但此时第八小组方方等人已离开广州，特支部成员无法直接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紧急时刻，左洪涛猛然想到当时香港中共领导的《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在广州，急忙找到他，委托萨空了火速赶回香港，把特急情报和国民党广州行营布置情况转告林平。林平随之告知方方、曾生并电告周恩来、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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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应彬陪同叶剑英视察珠海

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后，一方面动员香港的进步报刊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东江纵队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应对战斗的准备。 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东江纵队的阴谋计划，东江纵队2500多名抗战骨干和家属安全北撤。第二天上午上班前，左洪涛兴高采烈地跑来对杨应彬说：“送到了，送到了。”杨应彬会意一笑，心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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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与杨应彬握手

东江纵队顺利北撤之后，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军统特务开始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特别支部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此时周恩来指示特支成员见机相继撤退广州行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开展工作。特支成员随后相继撤离。

1946年秋天，左洪涛也离开了张发奎的司令部，整个特别支部就只剩下杨应彬和郑黎亚两人。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最终也撤离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