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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王齐|王齐]]：'''当年沙田的路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不是因为有故事、有意义，而是因为太烂了。从我们生产队去公社所在地—横流，一条小泥路经西太隆、大坭等（说不明白，只知道怎么走），还要过一次渡，几年也去不了一两回，好像一次要走近两个钟头。只是生产队派工驶船去还多一点。放假、有事我们都去太平镇，也是泥路一条走一个多小时。下起雨来，大家就都有体会了，路滑的根本不会走，雨天学走泥泞的路是在沙田地区生活的基本功。我们住茅寮，出门就是泥，滑倒摔跟头也就家常便饭。于是久而久之，练得一“脚”功夫，扛稻谷、扛甘蔗就都不在话下了。当年的“路”真的记忆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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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王齐|王齐]]：'''@尧 你们怎么这么多证，我们都没见过购糖证，每年分的白砂糖都吃不完，每个人分有100多斤，当时也没想到去卖，只是有时回广州带些回去，交通不便也带不多。我们不用买鱼，也买不到鱼，可能你们那里有鱼塘。我们生产队三天两头有鱼虾分，知青优待一次每人最少二两，我们生产队五个人一起搭伙做饭，队里经常给我们七八两甚至一斤虾，要知道这个是现在卖得很贵的咸淡水交界处的麻虾，清明前后直至端午龙舟水期间，或是圩田排灌，运气好的时候，一连好多天吃虾吃的嘴都破了。只是没有油，烧红大铁锅滴几滴油，放一点盐用水一爆放虾入锅，真的名副其实“白灼虾”，可惜当年还不知道有这个词。那时真的有点原始共产主义的味道，好像唯一的买卖就是国家征公粮，好多都是采用实物分配，都在工分里边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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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吴军捷|吴军捷]]'''：@小洲艺术区王齐 同感。我们九个人一个集体户，自己养鸡、狗、猪。自留地的菜基本夠吃，沒有什么证，到大队小卖部每人每月配二两油，在他的小本上登记，也沒有证。只是养的猪卖六留四，我们那头“新沙皇”大白猪，全队最大，一百五六十斤 ，留下几十斤做腊肉，取回几十斤肉票。当然也有惨的时候，季节接不上，九个人餐桌上只有几块腐乳。

我们有一群鸡，原则上每月可杀一只，几个月杀一只狗，杀狗时全大队知青都会来聚餐。平时鱼虾不断，生产队会分，社员会送，晚上还会捉田鸡、蛇、野鸭煲粥。周荣光是大厨，手艺好到不得了。

我们也无电、无砖房、几个月无淡水。要撑艇去虎门寨运淡水，方思宁、古锡洪发明了用煤油灯烧红铬铁做半导体收音机。我们还把播送连在大队的广播线上，向对岸的王齐他们喊话“我们是稔州68115部队，着王齐、施小青过来投诚！”玩个不亦乐乎。

挿队几年都住茅寮，上书“身居茅寮心怀天下，扎根农村红心向党”，因为是集体户，规矩上最早收工的人不洗脚，直接到厨房煮饭，第二批去自留地摘菜喂猪，第三批接手炒菜。后面回来的洗干净换前边的人去洗脚，这样人齐了，大家洗干净，饭也好了。吃饭后到生产晒场办夜校、做赤脚医生、搞宣传队。然后还有些死党跟我们回寮，扯天扯地，搞夜宵。回忆起来，很有些开心的日子。

我们班四个人，原来是两派，但四年中从来沒有吵个一次咀，亲如兄弟，互相照顾。周荣光是记分员，人缘特好，以至四十多年后回队，很多人都记得他的名字。古锡洪是赤脚医生，方思宁做农科。我们都是生产队一级劳力，托谷、撑艇、驶牛，抬大石，谁也不会小看我们。带社员到广州看病、火海救牛、下水堵堤缺样样带头，所以社员视我们为一家，我们住处没有一个地方上锁，从未失过东西。常常收工回来，桌子上都是社员送的菜和鱼虾。

印象中，我下乡四年（1968.11.5-1972.11.5）只有一个五一节回了广州过，其余节日都在生产队里（当时回家也沒有人，父母在干校 ，弟妹在分校，媬姆走了，家里连猫都养不住）由于年轻，“力去力来”沙田每天超过十小时的农活难不倒我们，且“力贱得人敬”赢得了社员的认同。当然，我们也干了一些阶段斗争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