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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一片秋色'''

龙莆尧

每年的11月5日，是我及许多漳澎知青农友“上山下乡”的周年纪念日。

1968年11月5日下午5时许，从广州大沙头码头开出、被东莞麻涌民众称作“省渡”的红星179客轮缓缓靠上了麻涌客运站码头，从船上走下了三百多名从广州到麻涌落户的下乡知识青年，时年20岁的我也在其中。1966年初夏，我在广州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中毕业，毕业试刚考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骤然而至，上大学的梦被彻底粉碎了，命运把我抛到了麻涌这个陌生的水乡。

五天后的傍晚，我随着开罢麻涌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漳澎大队干部，过渡跨桥，徒步走向麻涌公社的最南端漳澎村，那里是我这次下乡插队的落脚地。

时值金秋，一路走来，美妙绝伦的大沙田秋色令我目不暇接、怦然心动。十多年后，已经在广东省作家协会挂上个名的我，在一篇散文习作中，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景色的：“小涌两岸的河堤上，挂着累累蕉果的香蕉树在微风中婆娑起舞，淡淡的夕阳，透过香蕉树叶的空隙，斜斜地照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泛起了耀眼的金光。堤外的稻田里，饱满壮实的稻穗互相挤拥，迎风摇曳，放眼望去，一片金黄。稻海的另一端，是密不透风的甘蔗林，它和堤上的香蕉林一起，结成了那片黄金大海的绿色堤岸。绿叶丛中，偶尔有一两个蕉蕾从香蕉树阔大的叶子中间探出头来，用它特有的红色，点缀着那绿茵茵、金闪闪的世界。缀红叠翠、溢彩流金，红的是那样的赏心，绿的是那样的悦目，金的是那样的灼眼，大沙田的秋色，竟是那样的丰腴，那样的富足！”这段文字，写的时候我简直是随手拈来、毫不费力。事后想来，那时能写得如此顺手，恐怕是那一片迷人的秋色，当时便已定格在自己的脑海之中了。正是这一片斑斓、富足的秋色，令我与水乡漳澎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本是个农村孩子，家就在广州市东郊的一个叫夏园的村子里，独力持家的母亲正在那里当农民，1960年，我就是从那里的乡村小学考上华附的，我回那里插队，是最顺理成章的事。但我明白，那不是我呆的地方，妈妈因为八年抗战期间有一段冒死参加抗日的经历而被视为“历史反革命”，正在那里“披枷戴锁”、饱受煎熬。自小至大，我同姐姐妹妹一起，在亲眼目睹妈妈受苦受难的同时，也被当地当权者视作异类，饱遭白眼和欺凌，我若回去，前景可想而知。于是，我和妈妈商量，选择了离开。可以想见，当我泪别苦命的母亲、背着行囊登上红星179轮时，心情是多么的怅惘，谁能说得清，这艘轮船会把我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诚然，那一片在怅惘中邂逅的秋色，是沙田水乡滋润我心田荒漠的第一滴甘露，也是一幅永远镌刻在我脑中的最美图画。我很快便融进了那片秋色之中，寒来暑往，不知不觉便过去了八年。八年中，我住过公共凉棚、生产队货仓、田间扎水寮，学会了扒桡、棹桨、摇橹，稔熟了耕作水稻、甘蔗、香蕉的各种农活；使过牛，开过“东方红”拖拉机，当过生产队记分员、保管员、大队广播站广播员、文艺宣传队员。一百多斤的稻谷，我可以一担接一担地从小艇挑到晒谷场里；一百多斤的甘蔗，我能够一捆接一捆沿着摇摇晃晃的跳板扛到船上。我在河涌摸过鱼虾，在田里捉过田鼠，劳动之余，我与社员一起嬉戏玩乐，台风来袭，我与社员一起跳进即将被大水冲毁的海堤缺口……对于生活给予的一切，我都默默承受，毫不挑拣、照单全收。这里的生活和劳作虽然艰辛，但却没有令我心翳的歧视和白眼，在这里，我受到信任，得到栽培，我庆幸，我来到了一个好地方，为了报答，无论干什么工作，我都很投入。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对等的，你越投入生活，生活也会给你更多的馈赠。漳澎一带秀丽的风光、多姿多彩的水乡生活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曾经激起了大作家陈残云的创作热情，他在这里挂职体验生活后，给人们留下了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吸吮着水乡的养分，我也在漳澎开启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旅程。1972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漳澎文艺宣传队，上台演出之余，我拿起笔，以周边的生活为素材，尝试为宣传队写些节目。以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的东莞县文化馆，发现了我这棵“文学新苗”，并着力进行浇灌和栽培。很有幸，我很快便脱颖而出。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期间，我的作品一个接一个问世，两年多的时间，连续写出了《化肥问题》、《复员新歌》、《五斤麦种》、《麦收以后》等一批小戏及《计划生育好处多》、《六条标准记心田》等一批演唱作品，这些作品，先后参加了东莞县及惠阳地区的文艺会演，均获得一等奖，并分别刊登在省、地、县的文艺刊物上。不过，多年以后，当我的小说集、戏剧集、随笔集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时，我却未将这些作品收进集子中，我觉得，这些作品幼嫩自不必说，更主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些作品无一不打上那个时代的政治印记，跟那个时代的政治行为一样，都是一些羞见后人的东西。不过，对于这段创作经历，我却十分珍惜。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段创作实践，唤醒了我的创作潜能，磨砺了我的创作技巧，也使我与水乡的生活贴得更紧了。

1976年初，我离开生活了八年的漳澎，招工回到广州，在那里，我耗去了宝贵的青春，却捡回了一份成熟的思想。临走时，漳澎也给了我丰厚的馈赠：厚厚的生活积累和一个土生土长的水乡姑娘。回城以后，挣钱养家，求学“充电”，我像所有回城知青一样，为生存和进取忙碌着。这期间，我当过铸工、钳工、脱产读过电大、搞过工会、文联、民主党派和政协工作，2011年，我从广州市黄埔区政协专职副主席任上退休，转眼又过去了35年。

人虽离开漳澎，但那一片秋色一直令我魂牵梦萦，蕉基、蔗林、稻海、河涌、小艇、龙舟、粤曲、禾花雀、扎水寮、凉棚、娘仔房、大天二、勤劳健硕的后生、柔情似水的姑娘……时时出现在我的脑际，撞击着我的心扉。这些昔日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发酵，变成了我笔下的文字。根据漳澎水乡的生活素材，我一口气写下了一批中短篇小说，计有《水龙吟》、《蓝旗》、《阿福的故事》、《落日正辉煌》、《天边月》……取材于漳澎扒龙舟活动的《水龙吟》当年在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品》作头条发表时，曾引起了广泛关注，文学评论家张奥列对《水龙吟》评价说：“读龙莆尧的《水龙吟》，你会被一场紧张激烈、悲壮凛然的龙舟大赛所吸引，作者着力构筑冲突的情势去演进故事，从两村乡民为江中一块泥滩而争斗始，到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献身终，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写出一种力量的较量，意志的较量，一种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弘扬。”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看中了这部富有岭南水乡特色的小说，组织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东话剧团、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等各方精干力量，将它打造成长篇连续广播剧，送京参加全国五个一工程评奖。对于这部广播剧，当年的羊城晚报载文评论说：“编剧龙莆尧属厚积薄发的青年作家，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东莞水乡生活，对当地一草一木甚为稔熟，他笔下的水乡事、水乡人，俱真实可信、栩栩如生。”正是这些作品，使我在报答漳澎对自己厚爱的同时，也慰藉了自己那颗对水乡时刻眷念的心。也正是藉着这批沾着水气的作品的发表，我加入了广东省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作家。

漳澎是个粤剧之乡，在漳澎生活的八年中，我还受到浓烈的粤剧气氛的薰陶，丁公醒、曾师马、刘秀球、李滿成等粤剧老艺人更是对我言传身教，从那时开始，我便对粤剧扣上了解不开的情结。创作小说之余，我又着力进行粤剧、粤曲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后来，我又分别被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和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作家之外，我又冠上了戏剧家和曲艺家的名号。

饮水思源，我常对别人说，我是东莞文化馆培养出来的，是水乡漳澎哺育了我，成全了我。

当然，我与漳澎的人脉联络，几十年来也从未断过，我与往昔生产队的社员，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常来常往，亲密有加。我更关心的是漳澎村的传统民俗文化，有一万多人参与的漳澎彦约陈公祠落成庆典，由我一手策划和指挥；我参与了漳澎天后宫的重建，并为其撰写了重建碑文；我常常参与漳澎的文艺演出活动，除了创作节目，还当起导演和晚会主持。漳澎小英雄粤剧艺术纪念馆的创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申报，少儿粤剧班的举办及少儿选手参赛，我积极参与其中，尽心尽力促其出彩。

我常常把自己的漳澎情愫“传染”给周边的人，近几年，我与昔日的知青农友一道，策划和组织了几次漳澎知青回漳澎的省亲活动，在我的推荐和带领下，一批又一批慕名者来到漳澎，浏览水乡风光、品尝水乡美食、感受多姿多彩的水乡传统文化。对于如何利用漳澎村厚重的传统文化及一河两岸的水乡风貌资源，我有着很多的想法……

时至于今，在漳澎的土地上，除了少许的香蕉园外，水稻和甘蔗己几乎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纵横交错的马路和栉比鳞次的厂房，以及簇新亮丽的楼宇和街市。那片令人怦然心动的沙田秋色虽已不复存在，但它早已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永难磨灭了。我与漳澎的缘分似乎远远未了，在我的心目中，漳澎不仅是我心灵栖息的胜地，也是一座文学创作的富矿，我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在那里挖掘和提炼。我更愿当一名文化志愿者，为漳澎的的文化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

至于这些年引起不少人争论的青春“有悔”“无悔”问题，我虽有关注，但并不投入。在我看来，我们犯不着在这个胡同里纠结，“有悔”也好，“无悔”也罢，亖年也好，八年也罢，“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一段人生经历而已，人生无常，一切皆是命，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谁又能躲得过命运的摆布？再说，人的一世流流长，升降浮沉是常有的事，你的人生能达到什么境界，并不是“上山下乡”或是“参军留城”便可以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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