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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首年  
      李穗东
   1965年9月，华南师院附中新学年开学。原来初三级的两个俄语班，现在升到高一只有一个俄语班了，不过，是一个58人的大班。我们的教室在正对校门的课室楼一层（见下图）。附中由广东省教育厅和华南师范学院共管，高中实行全省招生。我们高一6班就有从韶关、清远、汕头等市，甚至罗定、高要、南海等县区考上来的工农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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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高一级在课室楼三层天台举办迎新晚会。我们班是由女生出场表演歌舞，内容反映越南南方解放区人民拥军支前。歌，是很好听的越南歌曲；歌词，我不完整地记得有这么几句：解放区的椰树林，……，来了解放军。……，奋勇杀敌人，……。由于大多数新生只是刚刚认识、互相不了解，加上时间仓促，可以想象，要准备节目演出肯定困难不少。这个歌舞是谁提议、大家又是如何同意排练的？谜底，只有女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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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的文艺晚会<br>

高一从开学开始，我班就体现出团结互助的精神。从惠阳县来的小刘回忆当年的经历，深情地说——
记得我是1965年8月26日到附中报到的。头三天是庆惠等女生带领我们“农村仔”游览烈士陵园、文化公园、越秀山等地。我连续三天都叫庆惠为老师，直到开学，她坐在我前排，才知道她是同学。那时我家很穷，父亲向别人借了二十多元送我来广州（连蚊帐都没有）。注册那天交了学费和书费后，我已经没有钱交伙食费，就跑回宿舍哭。老师和同学都弄不明白原因，我又不懂讲普通话。后来，搞招生那位惠阳籍的刁老师过来，才知道原委。刁老师给我送来旧草席，叫退回不知哪个费，让我交了伙食费。开学第一天下午，我发现自己课桌里有许多练习本，就对老师说，可能是同学放错的。第二天早上，课桌里的练习本全写上我的名字——“高一(6)班刘玉田”！而且在一本书里还夹了5元，并有安慰我的字条。几十年了，我心存感激，但是自己能力有限，无法回报老师和同学。我只有埋头苦干，干出点人样，不负老师与同学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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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小刘（见上图）的讲述，我也有同感，那时候，同学间真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任致和我当学习委员。班主任让我关心一下从农村来的同学。我利用课后采取个别聊天的方式，询问几个同学在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其中有一位男生听到我对他的关切询问，竟哭了起来，让我一时不知所措……。
其实农村来的同学也有很多长处，劳动本领就不用说了（潮汕籍的“老Dang”就是劳动委员），这里举一例——抓“偷粮大盗”田鼠。我随几个同学带上木棍和火柴到收割后的禾田（这田已经干了）。他们先在田边土坡的一面发现田鼠洞口，然后分工：有的将洞口用土块堵小，拾来一些禾草头；有的到土坡的另一面找田鼠“隧道”的另一个洞口，并拿木棍严密把守住。准备妥当后，前面的同学就点燃禾草头，并往鼠洞小口里塞，让烟往洞里灌。不一会儿，田鼠就会从另一个没有堵的洞口钻出，正好被“守株待兔”的同学乱棍打翻逮住。就这么简单，关键是善于判断洞里有没有田鼠。我小时候吃过保姆从农村买了的腊田鼠，想必田鼠就是这样抓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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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下学期，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一个周六的中午，我（见上图）听农村来的同学说明天去渡珠江（原来上周他们已经去过一次）。我也提出跟他们一块去。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经学会游泳，也多次坐船去珠江游泳场游泳，就是没有横渡过珠江。第二天上午，7个男生带上4个篮球（生胶粒的那种篮球），出了校门，穿过暨南大学，继续往南穿过猎德村的大片农田，来到江堤。堤坝下面就是江面宽阔的珠江。我们找了一处可以收藏衣服又较易下水的地方，按照上体育课那样做了一遍准备运动，就将脱下来的上衣和外裤收藏在小树丛里。华生照顾我，给了我一个篮球，其余的两人共有一个。就这样，我们下水，各用各的“泳式”游向对岸，“漂”向前方。江浪不大，水流较快，水性差的就抱住篮球游；水性好的要注意将篮球“控制”在自己的前面，别让篮球漂走。眼睛要认准对岸那个方向，还得看有没有运货的大船过来，必须提前避让。经过大约50分钟，我们先后抵达对岸大堤，只是由于水流的原因，已偏离原定的上岸目标近百米。我们躺在石榴树下休息（现在知道应该是海珠区的琶洲村。下图：珠江对岸的琶洲塔）。休息够了，大家说“回去啦”，我们先逆水流方向走200米，再下水，再次横渡四、五百米宽的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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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又去了一次渡珠江。可以说，没有农村来的同学的鼓励（他们有的可能生活在海边或江河畔，敢于在海里河中游水），我不会有这勇气；没有他们对我的“照顾”，我也不会这么顺利渡江。
当年，附中没有游泳池，体育课要游泳只能到华师的游泳池。说到体育运动，附中地处郊区，最有条件开展的就是长跑。
从初中开始，除了雨天，我们天天坚持起床后去跑步，跑后才吃早餐。一般不在校内运动场跑，而是出校门沿着公路跑。一个方向是朝石牌桥，折返跑约1800米，多是女生跑；另一个方向朝邮电学校，折返跑约2400米，多为男生跑。记得初三的时候，我班有个别女生天天经石牌桥，一直跑到冼村，这样一个来回近5000米，真够运动量，也体现这几个女生挺有毅力的。高一下学期，我班体育委员惠民变了个花样，改个人自由跑为全班集体跑，由他带领队伍先沿五山公路跑，跑到华师后面农科院的试验田，就转进去沿田埂跑。我们还一边跑一边喊口号“一、二、三——四！”。那时候全班同学准时起床，集合迅速，谁也不敢迟到，谁也不想掉队，真是齐心啊！有一段时间，学校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援越抗美”，“跑步去河内”！使群众性的长跑运动掀起新的高潮，不少学生早运跑，下午自由活动也跑。大家决心累加所跑的里程，“一直跑到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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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校运会的长跑比赛<br>
高一的时候，我又重拾小学时喜爱的乒乓球拍，打起乒乓球。原因是班上有两位要好的球友：惠民和国光。惠民的家在华南师院，所以我们经常到华师打球（那是运动场北面长长的一排平房，多为乒乓球室，里面的球枱一流）。在路上，在球室，国光与我们滔滔不绝地交流打球心得的情形现在还历历在目。惠民和国光都是干部子弟，而我只是职员家庭出身，我们能够这么平等地交往玩耍，一年后，也就是文革时期就不大可能了。
下学期，我和文森报名参加了航海多项队（听说该队的活动不错，我班L青就是第一批队员）。我俩都体型偏瘦，想多锻炼锻炼。航海多项队是广州市航海俱乐部在学校开展国防体育运动的业余队。我们第一个训练项目是学习打绳结。打绳结是船员的基本技能。绳结有各种打法有多种用途，简单的如水手结、半结、八字结、平结等。第二个训练项目是划舢板。划舢板，我在电影里看过（包括划救生艇），既要技巧又特别消耗体力。周日早上，我们先到东湖公园出去的珠江边，乘来接我们的船到珠江泳场隔壁的航海俱乐部，再由教练讲解，上舢板示范，最后划出去练习。我们是面朝后分两排坐着，双手紧握又长又重的船桨，身体先尽量前倾，然后用双手和身体后倒的合力拉桨，以划水距离越长、用力均匀为最佳。只练习了一个半小时，我就腰酸手累。回家后，自己才发现内裤已经磨穿，屁股也磨破了皮！后来为了有更多的训练时间，航海俱乐部决定我们平时到华南理工学院训练。于是，约定时间，他们把一批船桨用船运到猎德码头，我们再接应，一人一支扛回学校。以后每逢周六的下午，我们就到华工的西湖进行划舢板训练，不必去航海俱乐部那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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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舢板<br>
一天中午，团委、学生会板报栏贴出醒目的大红纸，标题写着大大的“喜讯”二字。原来我班L旦同学（见下图）参加全国性比赛蝶泳成绩达到标准，被评为运动健将，是我省获得这一殊荣的首位业余选手。这个喜讯，顿时全校轰动；自此，L旦成为我们班的“代名词”，几十年过去了，附中老三届几乎人人还记得这个名字。初中入学的时候，我们新六5班（当时是新学制）就有两位女泳将：蝶泳二级运动员的 L旦和蛙泳二级运动员的翠玉。她俩都是从沙面小学考进来的。她们一边读书一边训练比赛。后来翠玉的蛙泳成绩没有大的进步，初中毕业后她也离开了学校。L旦虽然身体条件没有优势，但是她坚持艰苦的拼搏，成绩不断提高：1964年，获全国少年100米蝶泳第二名，1965年获国家运动健将称号，时年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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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任致在高一6班担任学习委员，其中自己有一项工作就是负责出黑板报，大约两三个星期出一期。这工作包括征稿、组稿、排版、抄写、画刊头和花边。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请同学帮助，主要是请女生友泰帮忙抄墙报。她的粉笔字娟秀整齐，受到大家的好评。特别是她从不拒绝我的请求，拿出自己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抄完一期板报。要知道在附中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啊！
下学期农忙的下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班去的是花县（即现在的花都区）新华公社大陵大队。
初中的时候，我们多数去歧山大队。歧山离县城新街远而且比较穷。当时我们对户主已交足粮票（好像是每人每天一斤——学校给了补贴），但还是吃不饱（初三下学期开始我们在学校吃饭是不限量的）。我和另一个同学“三同”那家特穷，我吃完一碗再去添饭，舀了一勺就见锅底，不敢再舀。有时饭面上蒸了几个芋头，就连坏了的芋头，我也想多吃两个。平时吃素，直到我们离开回广州的前一天，户主才买了一截腊肉回来蒸。看到户主的小孩那嘴馋的样子，我连一块腊肉也没敢吃。其实在岐山，也不是家家都贫穷。同学良浩去的那户，因为男人在公社粮站工作，生活就较好，餐餐都有咸鱼餸饭，羡慕死我啦！记得第一次下乡，吃不饱，睡不好（睡的稻草有很多虱子），劳动强度大。在禾田割稻子的时候，每听到经过新街的火车汽笛一响，我就思念广州……。这是初中农忙“三同”艰苦的一面。
当年我们下乡劳动的时候，学校还不忘开展政治教育。记得初三下学期，我们全年级改到花县花山公社开门办学。这时农村开展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已到尾声。两年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到过花山公社蹲点抓运动。这次下乡开门办学，我们听说当地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绝大多数农村干部都有问题，因此学生不再全部分散到各家各户“三同”，集体在村里的祠堂住宿，只挑选个别同学到可靠的贫农家庭“三同”。结果，我“有幸”成为落户“三同”的“个别同学”。据同学回忆，年级请当时的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来作了一次报告，介绍运动的情况，提出年轻人要加强学习，要防修反修……。阶级教育令我们思想里的那根“弦”绷得更紧了。
说回这次到大陵大队，仍然是两个同学下一户“三同”。我是与小个子的锡荣“结对子”（下图：2018年我俩合照）。当时我不明白，这样“结对子”，班主任的意图是什么？是让我这个“老附中”照顾新同学，还是由从化县来的锡荣带我这个“城市仔”？现在想来，应该是两者皆是，互相帮助。后来在农活（挑公粮、担禾草）、家务（担井水、淋菜）、生活（住仓库）上，我俩“优势互补”，合作得挺好，还为生产队出了一次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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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国的文艺界正批判“三家村”（指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人），报刊和广播充满着紧张的气氛。
一天早上，我们集中在晒谷场。老师向我们宣布，鉴于校园出现贴大字报的情况，学校党总支决定高一级停止下乡劳动，返回附中，参加对“三家村”的批判。
自此，我们开始为时两年多的“停课闹革命”。我班同学随着“革命的深入”因出身、因观点而分裂对立，最后被去留处理。

2018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