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湾遗址

中华文明八千年之说

作者：周宜兴 2012.06

“中华文明8000年”之说的提出

中华文明拥有80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很迷人的命题。它绝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有着诸多依据的遐想。2007年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全委会第三次大会上,我曾做了《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并研究龙文化的根》的发言,在 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提出了“把我国的文明史,在5000年的基础上再向前推出3000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应当是8000年的设想。这一发言,不单引起了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们在小组讨论会上的热议,第二天海内外各大媒体也都做了较大篇幅的专题报导。在此之后的几年 中,“中华文明8000年”之说在海内外华人中较多地被引用和认可。在这一学术遐想未得到充分的科学论证并得以证实之前,学术界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目前尚不会认同这个8000年的说法。相信随着我国考占发掘工作的再推进,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中华文明8000年”之说终究会得到证实。这一学术遐想的提出,一是基于考古人员对甘肃天水市境内秦安大地湾遗址的科学考察报告《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所描述的“大地湾文化”(其一期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约千年)。第二点是,在天水市所辖“古成纪”地域上,自古至今口口相传着关于伏羲肇启文明的诸多传说,而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有大量有关伏羲氏创始文明的记载,这二者共同形成了 “伏羲文化”。过去我们很少将这两种文化联系起来考虑。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地湾文化和伏羲文化在时间(8000年)与空间(古成纪)上是双双重合的!这是耐人寻味的。这里面,是否隐含着某种重大的历史事实?
更加令人兴奋的是,大地湾最新考古证明,在距今8000年的时候,大地湾已经出现了以黍和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其后渐次发展为“成熟的农业经济”。这一成果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传说的叠合,也即为“中华文明8000年”之说,又增加了有力的支撑。

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

2010年4月,《中国科学》杂志社出版的《科学通报》第55卷第10期上所载《甘肃省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早作农业起源》一文中指出:“本文报道了2006年对中国北方重要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的大地湾遗址的的发掘成果。 Dadiwan06探方……为大地湾遗址人类活动建立了可靠的年龄框架。在此年龄框架下,对距今6.0万年来的文化遗物的研究显示, Dadi wan06探方提供了中国北方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持续记录,表明这里的人类依次经历了原始采集狩猎、先进采集狩猎、早期农作物栽培和成熟农业4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建立了中国北方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到旱作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
文章还指出:“中国北方距今8000a左右普遍出现了以黍和粟为主的早作农业经济,是世界著名的农业独立起源中心之一。……中国北方黍的驯化可以早到距今1万年左右,而粟则晚到距今8700a以后。……近年来在大地湾遗址开展的同位素研究显示,大地湾一期人类全年食用C4类植物(可能大部分为谷类植物)暗示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栽培、收割和储存这类植物。大地湾二期,植物遗存非常丰富,发现大量的黍和粟,并且其炭化籽粒尺寸都分别在现代驯化黍和粟粒尺寸的变化范围内。人类和动物的骨骼同位素数据显示,仰韶早期(指大地湾二期——作者注)人类全年用C4类植物(绝大部分是谷类植物。……据推测,粟可能逐渐代替了黍在大地湾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考古成果可否理解为,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大地湾地域(大地湾处在古籍中称之为“成纪”的地区)生活着的人类祖先,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经济”阶段。或者说,在距今8000年前的古成纪地域,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由此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大地湾一、二期文化为代表的较为成熟的农业经济,为伏羲文化在古成纪地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会双双重合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的起源

1988年8月,费孝通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题,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 Tanner讲演,就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度分析。他通过对12个问题的论述,回溯了从上古时期至今历时8000年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该文收入《费孝通文集》第十一集。这里仅就上古时期民族起源、文明诞生的问题,引用该文中的相关文字,与读者共同学习讨论。“任何民族都有一套关于民族来源的说法,而这套说法又常用来支持民族认同的感情,因而和历史上存在的客观事实可以出现差错。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长期存在着多元论和一元论、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直到本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作出比较科学的认识”。费先生对“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作了充分的阐述。20多年来,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接纳。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考古成果也一再证明着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演讲的第二部分,在对“多元的起源”的论述中,费孝通引用了大量中国考古成果后指出:“这些实物证据可以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如果我们认为同一民族集团的人大体上总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
据考古界的统计,我国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有7000多处,在中国的广大地域的分布极其广泛,其年代从公元前6000年距今8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距今4000年间不等。考古界把这4000年间的文化,以黄河中游新石器文化为序列划分成:前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前5400年)、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前2000年)三个阶段来表述和研究。所有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都向这三个新石器文化的时代座标靠拢和比对。可以想见,在历时4000年的演进中,这些多元的文化通过交融和汇集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在河南龙山文化之后,我们的祖先就进入了夏文化时期,形成了后人以 “华夏” 冠名的凝聚核心,汉民族在“华夏”的基础上渐次形成。其后就是商和周了。
我国已经完成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断代工程,确立了夏的立国间在4070年前。由夏再上溯约千年,就是新石器晚期的河南龙山文化,在夏禹之前有舜和尧,再向前推就到了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部族集团并存的多元时代。他们之间的战争胜败,造就了以黄帝为首的部族集团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广大地域的发展。这就是由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河南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证明了夏代王朝的真实存在,也把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文化与夏商周的铜器时代连接了起来。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在5000年的时间点上,明亮地闪现了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5000年就是唯一的一个起始点,8000年也许会是一个更早的、更加闪亮的文明起点。对此,很多研究伏羲文化的仁人志士,是坚信不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