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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冬，胡一声与郑天保返回家乡，共同筹办梅南中学，建立中共梅南区党支部。1927年4.15广州反革命大屠杀后，在中共东江特委指示下，1927年10月在梅县和丰顺县举行秋收起义，创建九龙嶂革命根据地，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郑天保任团长，胡一声任党代表。根据地失守后，于1928年秋奉东江特委命令，先到新加坡接上共产国际关系，派往印尼、新加坡从事华侨教学和宣传出版工作。曾因“胡春华”（化名），被荷印当局通缉未果。1932年2月创办加影华侨中学，1934年秋赴日本留学，他以“中华留日同学会”名义，创办《国际教育论坛社》，出版进步刊物，曾因“陈一新”（化名）被日帝通缉未果。1936年夏毕业后，曾在上海任“引擎出版社”社长，出版《现世界》半月刊。之后，重返马来亚，复任加影华侨中学校长。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10月被马来亚政府驱逐出境，回到香港参加党内学习小组小三查，确认1926年以来的党籍。1941年1月，他与乔冠华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现中国新闻社前身），出任主编。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在粤东参与部分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撤离香港的接送工作。1943年，在韶关参加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工作，出版《新建设》月刊等。1944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南方组织，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宣传部长、1946年1月在广州创立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8月重返新加坡、马来亚。在新、马建立民盟组织，曾任民盟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1948年7月初，重返香港，受周恩来副主席指派负责筹建《南方论坛社》。1949年3月，受周恩来副主席点名随民主人士北上，抵达北平，参加政协筹备工作，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民盟中央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是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曾任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北京工农速成学校校长，负责创办一〇一中学。1955年7月，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归国华侨补习学校校长、1958年暨南大学复办筹备领导小组组员。1958年6月被定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薪五级等处理。1959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4月10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1958年错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1979年6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同年9月，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1980年1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胡一声1926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和革命工龄。1983年，胡一声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胡一声十八岁时曾写下诗句，“安得大同新世界，定将热血洒乾坤。”并以门联写在“安定书室”门上公示于众。诗言志，是心声。

1976年10月1日，父亲胡一声在悼念毛主席的诗中写道：“井冈山下举红旗，发动农民百万师，我亦闻风而起舞，九龙嶂顶挹朝晖”。

2005年6月15日，我和大姐胡莉娜相约徒步走山路，上九龙嶂瞻仰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团部旧址。这是我拍的山路崎岖,被山石阻挡的照片，中立者是我大姐。让我们体验了一回走革命道路的艰难险阻。

1928年夏，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血腥的手段镇压革命。梅县县委被反动派摧毁，悬赏通缉抓捕胡一声。省委急调胡一声离开十团，拟与陈启昌、古柏三人共同组建新县委。2020年11月15日梅州日报登载了梅南乡亲胡焕元口述《“水叔”的革命轶事》的文章，讲述了水叔（胡一声）“掩护战友负重伤身体痊愈赴南洋”的故事。

“一天晚上，水叔和古柏烈士（古柏爱人曾碧漪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女秘书）两人计划到梅南中学参加会议。他俩从九龙嶂九里岃下山，准备绕道浪荡石，经过顺里到梅南中学。出发不久便发现身后有人跟踪。水叔是本地人，熟悉道路，他设计将敌人引开，但因夜晚光线微弱，水叔不慎坠落路旁悬崖，幸好悬崖下面是个浅水潭，崖壁上长满杂草和小树，叔父只是肋骨骨折和皮外伤。天亮时，古柏顺利回到九里岃团部，马上向领导报告了昨晚的情况。而水叔也苏醒过来了，忍痛艰难爬到水潭岸上，后被前来搜寻他的战友和群众发现，先后被护送到附近一农户家中、陂角胡金发家和下村其外婆家治伤。伤势基本好转后，水叔马上向上级报告情况，数日后东江特委命令水叔奔赴南洋，开辟海外华侨支持支援国内革命斗争的新战线。离开下村外婆家时，水叔已三个多月没有理发，遂男扮女装，佯装婆媳同行赴圩，按组织指定路线，到官塘圩码头乘船，由书记廖祝华亲自护送到松口码头，再转乘火轮到汕头，之后由汕头乘船赴南洋。”

1953年担任中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中央总团团员；

1954年，北京市人代会召开，被选为人大代表，出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三反五反人民法庭副审判长；

胡一声领命，表示尽力而为，立即由郝人初同志陪同走马上任，胡一声坚持要求郝人初留任师大附中校长，挂个名，便以加强部属关系，自己甘当副校长，主持实际工作。不久，教育部派来苏联专家顾问，配齐了各种教学器材，甚至小汽车等。父亲感到责任重大，他首先调动全校师生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他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表示决心，又找到二部一位同学，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请他带这封信恭恭敬敬的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胡一声来信后，欣然提笔，第二次（第一次为加影华侨中学题写校牌）应胡一声要求，题写校牌“北京师大附中”六个大字，交给送信学生带回，胡一声把毛主席的墨宝，叫人做成庄重的校牌，在师大附中大门上高高挂起，全校师生热情欢呼，热烈庆祝，精神面貌为之一振，教学各方面工作大大提高。

消息传到北京师大附中，师生们极不情愿，纷纷到教育部、北京市，请求留住胡一声校长，并陈述种种理由，认为胡一声不能离开北京师大附中。因为是中央侨委决定，教育部、北京市无法改变，只能放行。北京师大附中开了一次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欢送胡一声大会，会后拍下合影，这次欢送会令许多师生几十年后仍然记忆如新。

大姐胡莉娜回忆：“24年后的1979年，我在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工作，人事室干部杜淑贞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生，因为处理文化大革命那些不实之词的人事材料，她翻阅了人事档案，发现我的父亲原来就是她敬爱的胡一声校长，喜出望外，立即打电话找我莉娜到人事室一谈；两人见面后，杜淑贞干事说，你的父亲就是胡一声校长。胡校长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校长，我们同学聚会时常常怀念他，他在师大附中的形象一直记在我们心里。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问问胡校长近况如何？杜淑贞干事回忆1955年欢送会的情况时说，那次欢送会可以说全校师生几乎都流下了眼泪，“胡校长不能走”“胡校长欢迎您再回来”的喊声响彻校园上空，那种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场景，令人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