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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北京师大附中，师生们极不情愿，纷纷到教育部、北京市，请求留住胡一声校长，并陈述种种理由，认为胡一声不能离开北京师大附中。因为是中央侨委决定，教育部、北京市无法改变，只能放行。北京师大附中开了一次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欢送胡一声大会，会后拍下合影，这次欢送会令许多师生几十年后仍然记忆如新。

大姐胡莉娜回忆：“24年后的1979年，我在北京市农业科学院工作，人事室干部杜淑贞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生，因为处理文化大革命那些不实之词的人事材料，她翻阅了人事档案，发现我的父亲原来就是她敬爱的胡一声校长，喜出望外，立即打电话找我莉娜到人事室一谈；两人见面后，杜淑贞干事说，你的父亲就是胡一声校长。胡校长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校长，我们同学聚会时常常怀念他，他在师大附中的形象一直记在我们心里。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问问胡校长近况如何？杜淑贞干事回忆1955年欢送会的情况时说，那次欢送会可以说全校师生几乎都流下了眼泪，“胡校长不能走”“胡校长欢迎您再回来”的喊声响彻校园上空，那种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入住补校，我每天步行穿过公路，沿着旧铁路郊野北行，入读华师附小二年级，亲眼目睹了当年补校旧址(现在的暨南大学)开山劈岭，建成礼堂、教工宿舍、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从1955年建校，到1958初具规模。当年大批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向往繁荣日上的新中国建设，蜂拥而至归国求学。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中侨委决定在广州复办暨南大学，而且要求当年开学、上课。这可急得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原省委书记陶铸团团转，组员胡一声以他特有的舍小家全大家的大公无私精神，敬献良策,提出以一条（对着华师附中校门的）马路为界，把自己亲自建设的补校划分成两半的方案得到实施。于是就有了整整七年华侨补校和暨南大学两校没有围墙之隔，只有一条路为界，并存相邻的校史，直到1965年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1970年2月，林彪口头通知“撤销暨南大学”；3月广东省革委会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限三天时间，所有暨大教职员工必须全体撤离，被安顿到其他院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搬迁入驻。

1978年国务院批准复办广州暨南大学，但是军医大仍然占据校址，迟迟不愿搬离。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七七届大学生，全国各大学统一都在78年春节后，入学开课了，唯独原暨南大学教师和干部还不能回迁，复办招生工作无法开展。不久，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增选父亲胡一声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和暨南大学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曾昭科联名在会议上提案，提出复办暨南大学迫在眉睫，军医大应尽快撤出暨大校园，《羊城晚报》特予头版刊载此消息。胡一声借在北京开会机会，设法面见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汇报。叶帅当即拍板：当年限你们三天内狼狈撤离暨大，我现在下令他们两周内腾空校园还给你们，军医大另拨校址新建。暨大得以复办，我们家也从华南师范学院搬回到暨南大学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