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文化要求===
达尔文“进化论”，即“自然选择”学说的建立，标志着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划定。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关于人类形成之前有机物的形成与进化过程认识的完成。达尔文以其“进化论”的思想和“自然选择”的法则为人类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完备的理论支持，是“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法则把猿类这种一般动物推进到人类的边缘，为人类的形成、人类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然而，达尔文最终的目的并非只在于自然世界的研究，而在于人类起源及其人类进化规律的研究。在达尔文的成就中，他对于物种进化规律研究的成果是伟大的、天才的；可是等到对于（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人类进化规律进行研究时达尔文却没有丝毫的贡献。他总是力图把他的“进化论”思想和“自然选择”的法则套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以研究物种进化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进化的规律。因而达尔文不仅仅是错了，而且也遭到了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在达尔文以及近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这就为从更深的和普遍的层面上把握物质运动的规律提供了哲学的依据。至此，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又开始了对于人类社会，即人类历史发展的研究。他演绎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方法，围绕着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起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尽力探讨了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形态和必然规律。熟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发现，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跟达尔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达尔文相近的是，马克思也是从人的客观的角度来求证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然后再确定人是如何去认识、把握和顺应这些规律的。不过，我们说，达尔文这样研究问题是有其原因的，因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是物种，是物种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自然内部的事情。可是研究人类社会仍然沿用达尔文的方法，仍然从客观的角度，从研究客观规律开始，去寻找、去发现、去把握人类进化和发展的规律，这就把人类同普通的有机物、物种等同起来。抛开人类的灵性、智慧而不顾，仍然把他们当作象老鼠、绵羊一样的动物，去被动地接受和服从所谓的历史的、社会的规律，这能不错误吗？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匈牙利的卢卡奇就提出了人的主体性的问题。接着，在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和思想家的眼里，所谓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规律多么神圣、多么不可动摇！但是，这些规律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尤其是在其中活动着的人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的许多学者也都纷纷提出和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离开人类自身、离开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去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一切人类学现象都不可能是彻底的，都难免会只抓到一些人类活动的现象，如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等等，把这些现象当作本质性的东西来规定，是注定要出问题的。我们曾经谈到，历史是人创造的、社会是人创造的；进而政治、经济等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类活动的反映。把人类活动的现象、形式、结果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活动的主宰，这纯属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颠倒。可以说：达尔文的成就在于划定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个特定的阶段，即人类形成之前物种进化的阶段。可是当人类受“自然选择”规律的支配，由一般动物成为人类之后，他们是如何存在，他们的进化规律怎样，这无不成了继达尔文学说之后的根本性的历史文化要求。我们在总结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时，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成就是人类关于世界认识的完成，即“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人类是怎样形成的，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文化的方式是什么，这将是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又一历史文化要求。在关于“人”的研究，许多学者、许多思想家都曾经尝试过了，但是事实说明，人们也都是从所谓客观规律的角度，即抛开“人”去研究“人”，去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这不可能成功。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重新返回原地，返回到达尔文那里去，从新开始我们的征程。“文化进化论”与“文化选择”学说“文化进化论”所反映的内容与“进化论”—样也是“进化”的问题。只不过二者所区别的是：“进化论”中的进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就是说，生物界全部进化过程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人”的意志的加入。而“文化进化论”所反映的也是“进化”的问题，但是，“文化进化”不仅有“人”的加入，有“意志”的加入，而且恰好是“人”的进化，是“人”的进化所采取的“文化”的方式。这样，“文化进化论”与“进化论”就明显地区别开了。“自然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区别在于，“自然选择”纯属是自然的过程，而“文化选择”与其正好相反是人类有意识的、主动的、自觉的过程。“自然选择”所反映的是有机体，物种被动的、本能的、无意识地适应、服从、附合自然的过程；而“文化选择”所反映的是人类主动的、有意识的、自觉的创造的过程，让自然界更加适宜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里所呈现的主要的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人类产生了意识，是“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无疑也是达尔文的功绩。虽然高级一些的动物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有的也产生了意识，但是这些动物所具有的意识与人类的意识之间的差别虽然不是本质上的，而是程度上的，但是唯独人类意识提高的程度达到了超越其本能控制的程度，使意识与其本能产生了碰撞、产生了矛盾，以至于意识战胜了本能成为了行为的主导……人所共知，一般动物的行为是由其本能驱动的。一些高级些的动物，虽然也有意识，但是它们的意识仍然被本能控制着，其意识只起到了一些简单的支持和辅助的作用。可是人类就不同了，当他们的意识突破他们的本能控制，最终成为其行为主导的时候，他们开始变化了，变成为由意识主导下的高级的、智能的动物种群——人类。在这里，三个环节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若反映到理论上，就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问题。一、意识与本能之间的矛盾；二、意识从本能下解放出来；三、从此意识成为了人类行为的主导，这一过程恰好是人类形成，即人类的起源，人类文化的起源。至此，我们说：人类意识与其本能之间的矛盾，人类意识从其本能下解放出来，即智能驱动与本能驱动的关系无不成了人类与一般动物的最后分界。人的意识从其本能下解放出来，以什么方式存在，尤其此时的“人”在其意识的导引下的行为方式将是继人类起源之后事关人类存在与发展，即进化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能否从原来传统的人文科学中走出来实现重大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人的意识的解放，使人在自然界成为自由的人。他们一改被动的、盲目的、服从和适应自然的局面，开始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重新安排自然的新时代。他们活动的最基本的特征，在于从此渐渐将本能驱动的生命活动，改变成为意识导引下的文化活动。他们的文化过程是这样开始的，当他们的意识成为主导之后，主动的、有意识的来维护其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无不成了他们意识的主要的作用。主动和有意识地为自己——“自私”就成了他们的价值取向。此时的人类实为典型的“自然人”。而“自私”是他们作为“自然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在以后的发展中，“自私”无疑以其“文化本能”的形式潜存于人的价值观念中，一切都以此为中心，开始了人类文化的进程。人的意识的形式，借助于人体其它感官的帮助，而对于周围世界差别的认识。此时的认识是对于价值的发现、判别和决定取舍，这无疑是典型的价值观念的产生的过程。在周围事物差别的基础上，有用、有利；无用、有害，成为了他们认识的对象。他们第一次在观念中产生了什么有用、有利；什么无用、有害……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趋利避害。自此，人类“有意识地选择”开始了，并且成为了他们行为的主要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选择是对价值的选择，是对“有利”的选择和追求……在这里有利、利益即价值则成了他们行为的驱动力。他们从有利出发，他们选择了吃熟食、制造工具、选择了直立行走、用语言沟通；选择了打猎、捕鱼、种植、养殖；他们相继选择了群居、选择了部落、家庭、民族、国家、城市、乡村……最后不可避免地要选择世界大同。人类在“自然人”时期，他们只懂得为自己，即“自私”，当他们进入社会化以后，他们看到了别人的存在，发现了别人是他们存在的条件，如家庭成员、社会成员、交易伙伴、合作伙伴……因而他们渐渐学会了为别人，他们放弃了先为自己、一心为自己，转而选择了“以为别人的方式来实现为自己”。这是他们作为“社会人”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观的导引下走向了社会化、走向了群居、走到了今天……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结束，他们继续向着“文明人”的阶段，即全心全意为别人、为社会的“文明人”前进。到那时，他们再也没有必要考虑为自己，因为大家都在全心全意地为别人，每个人只要选择全心全意地为别人也就足够了。社会化对他们是有利的。因而他们不仅选择了社会化，而且推动着社会化向着更高水平不断前进。人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关键问题是人类社会化的存在与发展的问题。人们经过不断地创造，创造了人类社会化的三大条件。人类社会化的第一个条件是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即人们选择了群居、选择了社会化，也就是说，众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这就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为此，人们发明和创造了“原始公社”、“部落”、“家庭”、“民族”、“国家”、“城市”、“乡村”、“学校”、“企业”等等。实践证明，没有这些组织形式，社会化是不能存在和持久的。第二是权力体系的形成。这就是说众多的人聚集到一起，上百、上千、上万甚至更多，这就产生了指挥和管理的问题。原来人们在单独生活的时候，是自己指挥和管理自己。他们既然选择了社会化，则明智地将自己支配自己的能力让渡给社会，由社会上的长者、能者、有实力者等掌控，他们则分别选择了服从。这样，社会组织的权力就形成了，以后逐渐发展成为部落长、家长、首领、王、君主等等。不过，决定权力存在的重要条件是民众的服从，因为权力是民众将自己对自己的支配能力让渡并集中之后而形成的公众权力。假如，此时的民众不选择服从，这个社会权力也就不复存在了。随着人类社会化规模的扩大，社会权力也在逐步发展，并渐渐向体系化转变。在以后的岁月中，由最高统治者统领的官僚体制逐渐形成，即形成由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权力体系，并使原来的指挥和管理渐渐演变为政治统治。不仅如此，随着官僚制度的独立化、形式化，“权力异化”愈演愈烈，到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打天下、坐江山”已成为当时当权者们的信条，也就是说，他们早已把权力看作是私有的、自家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社会权力的回归，如西方的民主竞选制，虽然还不能体现完全的民主，但对比封建君主制，毕竟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已成为这种国家的政权建设原则，因而“权力异化”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遏制。人类社会化的第三大条件是意识形态的形成。一个社会组织，尤其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国家、民族等等，其组织权力形成之后，该组织的事情并没有做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少则上万、十万、百万，多则千万、万万，这么多人组成一个社会群体，只靠组织约束、只靠权力的指挥和管理仍然是不够的，人们想法不统一、意志不一致，这个社会组织仍旧散沙一片。为此，人们渐渐学会了用意志统一、价值统一；用说服、用教化的方式使民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发明了宗教，在中国则是儒学。以上是人类社会化的三个必要条件。可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原因是社会的利益结构，就本质而论，社会是人们利益追求、利益联系、利益实现的方式。这样，人类社会化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组织形式都以其利益的方式联结着。同时，在各利益主体利益的结构中，他们共同以其利益的范围、利益的分配方式形成共同的“文化场”。他们在“文化场”中进行博弈、角逐，都尽力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博弈中他们维持着相对的平衡……“文化场”和其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的相对平衡”是人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的形成是人们共同文化的结果，是他们从对自己有利出发通过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的方式实现的。当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和以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各自的文化性是人类文化社会化，以及人与人社会关系形成的根本条件。他们文化的原始性在于“追求有利、永不满足、不断选择”，这也是人类文化的三大规律，是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人们的文化性具体表现为“人性”。“人性”在现实生活中、在不同的场合分别以善、仁、爱、义、礼、智、信、忠、孝、慈；分别以人心、人情、人道、人格的形式存在。由于人们有了“人性”，他们才能够互相关爱、互相包容、互相协作、互相帮助；才能够使他们走向社会化、并向人类的更高文明迈进。从人类文化形成的过程来看，人类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的本能、不断克服自身的动物野蛮性的过程中前进的。从现实来看，虽然人类文明的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人们的身上动物野蛮性还非常顽固地潜存着，还会不时地对于社会、对于其它人，甚至对于他们自己造成伤害。尤其是那些缺乏教养和自我改造、自我控制不好的人，其动物野蛮性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如：盗窃、抢劫、诈骗、杀人、放火等形式来危害社会和危害他人，其具体地表现为“反文化”。因此，我们说，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矛盾。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一矛盾又会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形式存在，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形式存在。不过，文明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体现，是人类文化的结果，而野蛮却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恶、魔、丑、假等现象的总根源，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剥削、压迫、欺凌、奴役、杀戮、侵略等等现象的总祸根，也是人的兽性的反祖和再现。尤其由于人类智能化以后，被智能和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动物野蛮性，比起普通野兽来，不知要残忍和血腥多少倍。为此，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野蛮的克服，就是文明的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渐渐学会了用法律的形式、用强制的手段制裁和控制犯罪，保护公民的生活与共同的利益。为弥补法律的不足，人类又学会了以道德的形式对法律不能涉及的领域，对那些有害社会或他人生活的行为、观念进行约束，这就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道德体系建设。不过，道德与法律不同，道德不采取强制的手段，而是以舆论、名誉、信用谴责、批评等手段，以保证社会秩序井然、和谐、公众利益平衡、人人安居乐业。人类文化的本质是进步性的，是提高、提升；是拓展、发展；是创造、创新；是改变、改革、革命……我们从人类文化前与其文化后的比较中就会发现：文化后的人类是进步了、提高了、文明了……因此，这就决定了人类文化的进步的性质。从具体的层面上来观察，人类文化实际上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这样，人类文化也就形成了自己的阶段性。人类文化的第一阶段是认识世界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改造世界的阶段。不过，我们看到：认识世界不是人们的目的，而是人们的手段，是人们为了改造世界的手段。归根到底，人类文化就是以认识世界的方法最后实现其改造世界的目的。文化的过程，人们最初是从对于“有利”的要求，即对一种利益的要求，我们称之为文化要求。不过，文化要求是不确定的，它只能算作一种利益的倾向。当它继续进行肯定，最后转变成当事人的目的的时候，他的这一利益要求就已经定形和固定下来。而当人的目的要求实现的时候，他首先要选择能够实现的方向，相继目的和方向统一成为目标。目标是人的目的的量化或具体化，最后为了实现目标，人们学会或创造了一些方法或手段。文化是一个过程，是人类文明化的过程，也是人类由一般动物向人、向自然人、向社会人、向文明人转变的过程。从具体的层面来观察，文化又是人们对于一种有利的追求和实现……总之，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向着更高程度、向着进步、向着文明的前进……这个过程只所以能够启动、能够向前推动，而且能够实现，实际上它需要有一种力，这种力就是文化力。文化力是人类文化的本质内容，人类就是靠文化力才实现了向人、向自然人、向社会人、向文明人的转变。研究发现，文化力是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的：其一是有一定智能水平的人，即文化主体；其二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这在现代又具体地表现为科学技术；其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手段。我们说，人类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智能，凭借着在实践中创造和总结出来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即科学技术；凭借着长期实验、开发、创造出来的工具、机械、设备、仪器等手段才逐渐实现人类文明的提升。文化是人的文化，不是物的文化。不论物怎样变化，如：化合、分解；如：万里长城、兵马俑、故宫、金字塔、埃菲尔铁塔……都不是文化，也都不能算作文化，而只能算作文化的体现、象征、载体……也就是说，人们的文化在万里长城、兵马俑、故宫等历史文物上面体现着，没有这些文物凭什么说人们有建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等的能力？文化究竟是什么？是人们体现在这些历史文物上面的进步和能力。比如说：从前人们不会造计算机，现在会造了。而计算机的出现恰好说明人们进步了，说明人们在计算机方面文化了，或者说人们有了关于计算机方面的文化，即设计、制造、使用和继续研发的能力和技术。因此，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主体。人的文化进步不是等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实现的。这就是说，人们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才实现了自身的进步和提高，或者说实现了文化。所谓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实际上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因此，人类的文化，是由其主体人在对其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的过程中来实现的。这样，在主体的对面就必须有文化对象的存在。而文化的三大对象分别是：人的自身本能；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力具体层面上的表现。人的文化力若反映到最普遍、最一般的层面上即哲学的层面上则具体地表现为人的文化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宇宙间普遍规律的科学；而文化辩证法是关于人类文化规律的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规律的科学。从逻辑上来讲，它应当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和继续。总之，唯物辩证法所反映的是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文化辩证法所反映的人是什么，人怎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文化辩证法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唯物辩证法虽然被称之为“法”，但它实质上却不是“方法”，它只是关于宇宙间普遍规律的认识，因而它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方法是人的，只有人才有方法，方法是人类文化的形式，因而方法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主客观的统一。人们在文化的过程中，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要实现一个目标，他们就要寻找和创造一些方法或手段来实现预期的目的和目标。他们在寻找和创造方法的过程中，一般都是对要改造的事物进行认识，把握它的特征，然后再根据对于该事物的认识对该事物进行改造、改变，或者与其它别的事物相结合、改变形态、改变性质、改变用途等等。然后依其对要改造的事物进行改造。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怎样认识这个事物，怎样提高认识的效率；怎样改造这个事物，怎样把这一事物与其它别的事物进行结合、变化……依其对别的事物进行改造，或者是让别的事物来改变，改造这一事物……总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对各相关的事物、各相关事物能够互相结合、互相联系的条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在对这些事物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创造，如：渡河、航天、化合、分解、混合、搅拌、劳动、生产……依期达到预定的目的或目标。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一类是改造世界的方法。就本质而论，方法不是客观事物，而是人的智慧的形式。是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借助一些创意和设计出来的认识事物、改造事物过程的形式。因此，方法高度地体现着人的智慧、智谋、体现着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智能、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是对有效的方法使用的结果。不过，经验也是知识，是没有变成文字或写成书本的知识，也可以说是实践层面上的知识。要增长才干、丰富智慧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有多实践、多学习、多思考，这里最主要的是要把握人的智慧增长的规律和加快提高人的智能水平的方法。文化辩证法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文化辩证法的本质是主动的、积极的，是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重新利用规律、整合规律、创造事物、改造世界。而文化辩证法的最基本的形式是“有意识的选择”。它的展开的形式：创造、改造、创新；拓展、发展；提高、提升；改变现状、推动前进……在现实中，利益分析、利益评价、利益调整的方法，融合和冲突的方法。学术性质“文化进化论”是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达尔文物种进化规律学说的基础上，对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文化进化论”的最显著的学术特征是“文化选择”，是人类一改物种被动接受和适应自然，即“自然选择”的局面，进而主动的、有意识的、自觉的通过对自然的认识，来进一步改造自然，重新安排自然。同时，实现向人、向自然人、向社会人、向文明人的转变。学术意义、现实意义（一）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类文化进化论”；“文化进化论”阐释了人类进化所采用的绝不是达尔文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的逻辑，而是一套新的，以前的学术界仍未涉足过的，由人类总结和创造出来的文化进化的方式。这个方式的基本形式是“文化选择”。其内在的动力是价值驱动，是人们对于价值的识别、判断和选择。在此基础上，人类选择了社会化。社会化之后，选择主要是由社会、由社会的掌权者来主导、来决策，因而出现了权力异化和文化走偏的现象。但是这绝对改变不了人类社会、人类历史是人类逐渐选择，即文化选择的结果。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人们把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理解成“自然的历史过程”的观点；同时也改变了人们习惯性的从社会规律、历史规律等等一些规律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人类进化的方法。开始从人的进化，即文化的角度、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使人类对于自身和自身社会的理解开始从现象的层面深入到了理性的层面。（二）“文化进化论”的建立，使我们第一次找到了人类的起源，找到了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形成、运行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这就促使人类的思想，即将产生一次重大的转变，即由过去盲目的、被动的、不自觉的文化状态开始转向自觉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文化时代。（三）“文化进化论”的建立，开始结束了人类社会科学混乱的局面。从此，可以在“人类文化进化论”的旗帜下重新审视、改造、重建、各类人文学科，如：历史、哲学、伦理学、道德学、心理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四）“文化进化论”与“文化选择学说”的建立，开启了人类数千年历史上各人文学科的疑问之门，为“人”、“人性”、“道德”、“权力”、“社会”、“意识形态”、“宗教”、“神学”、“传统、习惯”、“政治”、“经济”等各种疑问的破解提供了万能的钥匙。（五）文化辩证法的确立，结束了哲学领域的窘境，把唯物辩证法由客观规律的层面推进到了人的活动规律，即文化规律的层面，开辟了新的哲学领域。建立了如“文化选择”等等许多新的范畴；并建立起了人类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开启了人类智慧的大门，为人类智慧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六）“文化进化论”与“文化选择学说”的创立，为“人”的研究，为“人学”的建立开辟了新的道路，一个新的“人学”学科，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学”学科很快就会诞生。从此，关于人生、价值追求、事业、财富、价值观等一系列人生理论有望被突破，这将会对全人类的文化进步、文明的提升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七）“文化进化论”、“文化选择的学说”的研究，其思想的推广是前无古人的，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事业，而且重要的是民族的、国家的，即华夏民族的、中国的事业。时下中华民族要复兴、要强盛，这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而“文化进化论”、“文化选择学说”是历史赠予我们的礼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如：西方国家靠“为自己”、“靠个人奋斗”的价值观实现了二十世纪的发展和富强，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是腐朽的、过时的、是不能持续发展的。“以实现别人的利益，来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应该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价值取向，是后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达尔文“进化论”，即“自然选择”学说的建立，标志着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划定。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关于人类形成之前有机物的形成与进化过程认识的完成。达尔文以其“进化论”的思想和“自然选择”的法则为人类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完备的理论支持，是“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法则把猿类这种一般动物推进到人类的边缘，为人类的形成、人类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然而，达尔文最终的目的并非只在于自然世界的研究，而在于人类起源及其人类进化规律的研究。 在达尔文的成就中，他对于物种进化规律研究的成果是伟大的、天才的；可是等到对于（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人类进化规律进行研究时达尔文却没有丝毫的贡献。他总是力图把他的“进化论”思想和“自然选择”的法则套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以研究物种进化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进化的规律。因而达尔文不仅仅是错了，而且也遭到了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在达尔文以及近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这就为从更深的和普遍的层面上把握物质运动的规律提供了哲学的依据。至此，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又开始了对于人类社会，即人类历史发展的研究。 他演绎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方法，围绕着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起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尽力探讨了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形态和必然规律。熟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发现，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跟达尔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达尔文相近的是，马克思也是从人的客观的角度来求证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然后再确定人是如何去认识、把握和顺应这些规律的。不过，我们说，达尔文这样研究问题是有其原因的，因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是物种，是物种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自然内部的事情。可是研究人类社会仍然沿用达尔文的方法，仍然从客观的角度，从研究客观规律开始，去寻找、去发现、去把握人类进化和发展的规律，这就把人类同普通的有机物、物种等同起来。抛开人类的灵性、智慧而不顾，仍然把他们当作象老鼠、绵羊一样的动物，去被动地接受和服从所谓的历史的、社会的规律，这能不错误吗？ 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匈牙利的卢卡奇就提出了人的主体性的问题。接着，在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和思想家的眼里，所谓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规律多么神圣、多么不可动摇！但是，这些规律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尤其是在其中活动着的人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的许多学者也都纷纷提出和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离开人类自身、离开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去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一切人类学现象都不可能是彻底的，都难免会只抓到一些人类活动的现象，如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等等，把这些现象当作本质性的东西来规定，是注定要出问题的。我们曾经谈到，历史是人创造的、社会是人创造的；进而政治、经济等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类活动的反映。把人类活动的现象、形式、结果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活动的主宰，这纯属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颠倒。 可以说：达尔文的成就在于划定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个特定的阶段，即人类形成之前物种进化的阶段。可是当人类受“自然选择”规律的支配，由一般动物成为人类之后，他们是如何存在，他们的进化规律怎样，这无不成了继达尔文学说之后的根本性的历史文化要求。我们在总结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时，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成就是人类关于世界认识的完成，即“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人类是怎样形成的，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文化的方式是什么，这将是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又一历史文化要求。在关于“人”的研究，许多学者、许多思想家都曾经尝试过了，但是事实说明，人们也都是从所谓客观规律的角度，即抛开“人”去研究“人”，去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这不可能成功。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重新返回原地，返回到达尔文那里去，从新开始我们的征程。 ===“文化进化论”与“文化选择”学说===“文化进化论”所反映的内容与“进化论”—样也是“进化”的问题。只不过二者所区别的是：“进化论”中的进化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就是说，生物界全部进化过程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人”的意志的加入。而“文化进化论”所反映的也是“进化”的问题，但是，“文化进化”不仅有“人”的加入，有“意志”的加入，而且恰好是“人”的进化，是“人”的进化所采取的“文化”的方式。这样，“文化进化论”与“进化论”就明显地区别开了。“自然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区别在于，“自然选择”纯属是自然的过程，而“文化选择”与其正好相反是人类有意识的、主动的、自觉的过程。“自然选择”所反映的是有机体，物种被动的、本能的、无意识地适应、服从、附合自然的过程；而“文化选择”所反映的是人类主动的、有意识的、自觉的创造的过程，让自然界更加适宜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里所呈现的主要的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人类产生了意识，是“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无疑也是达尔文的功绩。虽然高级一些的动物在缓慢的进化过程中有的也产生了意识，但是这些动物所具有的意识与人类的意识之间的差别虽然不是本质上的，而是程度上的，但是唯独人类意识提高的程度达到了超越其本能控制的程度，使意识与其本能产生了碰撞、产生了矛盾，以至于意识战胜了本能成为了行为的主导……人所共知，一般动物的行为是由其本能驱动的。一些高级些的动物，虽然也有意识，但是它们的意识仍然被本能控制着，其意识只起到了一些简单的支持和辅助的作用。可是人类就不同了，当他们的意识突破他们的本能控制，最终成为其行为主导的时候，他们开始变化了，变成为由意识主导下的高级的、智能的动物种群——人类。在这里，三个环节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若反映到理论上，就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问题。一、意识与本能之间的矛盾；二、意识从本能下解放出来；三、从此意识成为了人类行为的主导，这一过程恰好是人类形成，即人类的起源，人类文化的起源。至此，我们说：人类意识与其本能之间的矛盾，人类意识从其本能下解放出来，即智能驱动与本能驱动的关系无不成了人类与一般动物的最后分界。人的意识从其本能下解放出来，以什么方式存在，尤其此时的“人”在其意识的导引下的行为方式将是继人类起源之后事关人类存在与发展，即进化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能否从原来传统的人文科学中走出来实现重大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人的意识的解放，使人在自然界成为自由的人。他们一改被动的、盲目的、服从和适应自然的局面，开始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重新安排自然的新时代。他们活动的最基本的特征，在于从此渐渐将本能驱动的生命活动，改变成为意识导引下的文化活动。他们的文化过程是这样开始的，当他们的意识成为主导之后，主动的、有意识的来维护其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无不成了他们意识的主要的作用。主动和有意识地为自己——“自私”就成了他们的价值取向。此时的人类实为典型的“自然人”。而“自私”是他们作为“自然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在以后的发展中，“自私”无疑以其“文化本能”的形式潜存于人的价值观念中，一切都以此为中心，开始了人类文化的进程。人的意识的形式，借助于人体其它感官的帮助，而对于周围世界差别的认识。此时的认识是对于价值的发现、判别和决定取舍，这无疑是典型的价值观念的产生的过程。在周围事物差别的基础上，有用、有利；无用、有害，成为了他们认识的对象。他们第一次在观念中产生了什么有用、有利；什么无用、有害……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趋利避害。自此，人类“有意识地选择”开始了，并且成为了他们行为的主要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选择是对价值的选择，是对“有利”的选择和追求……在这里有利、利益即价值则成了他们行为的驱动力。他们从有利出发，他们选择了吃熟食、制造工具、选择了直立行走、用语言沟通；选择了打猎、捕鱼、种植、养殖；他们相继选择了群居、选择了部落、家庭、民族、国家、城市、乡村……最后不可避免地要选择世界大同。人类在“自然人”时期，他们只懂得为自己，即“自私”，当他们进入社会化以后，他们看到了别人的存在，发现了别人是他们存在的条件，如家庭成员、社会成员、交易伙伴、合作伙伴……因而他们渐渐学会了为别人，他们放弃了先为自己、一心为自己，转而选择了“以为别人的方式来实现为自己”。这是他们作为“社会人”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观的导引下走向了社会化、走向了群居、走到了今天……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结束，他们继续向着“文明人”的阶段，即全心全意为别人、为社会的“文明人”前进。到那时，他们再也没有必要考虑为自己，因为大家都在全心全意地为别人，每个人只要选择全心全意地为别人也就足够了。社会化对他们是有利的。因而他们不仅选择了社会化，而且推动着社会化向着更高水平不断前进。人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关键问题是人类社会化的存在与发展的问题。人们经过不断地创造，创造了人类社会化的三大条件。人类社会化的第一个条件是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即人们选择了群居、选择了社会化，也就是说，众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这就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为此，人们发明和创造了“原始公社”、“部落”、“家庭”、“民族”、“国家”、“城市”、“乡村”、“学校”、“企业”等等。实践证明，没有这些组织形式，社会化是不能存在和持久的。第二是权力体系的形成。这就是说众多的人聚集到一起，上百、上千、上万甚至更多，这就产生了指挥和管理的问题。原来人们在单独生活的时候，是自己指挥和管理自己。他们既然选择了社会化，则明智地将自己支配自己的能力让渡给社会，由社会上的长者、能者、有实力者等掌控，他们则分别选择了服从。这样，社会组织的权力就形成了，以后逐渐发展成为部落长、家长、首领、王、君主等等。不过，决定权力存在的重要条件是民众的服从，因为权力是民众将自己对自己的支配能力让渡并集中之后而形成的公众权力。假如，此时的民众不选择服从，这个社会权力也就不复存在了。随着人类社会化规模的扩大，社会权力也在逐步发展，并渐渐向体系化转变。在以后的岁月中，由最高统治者统领的官僚体制逐渐形成，即形成由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次权力体系，并使原来的指挥和管理渐渐演变为政治统治。不仅如此，随着官僚制度的独立化、形式化，“权力异化”愈演愈烈，到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打天下、坐江山”已成为当时当权者们的信条，也就是说，他们早已把权力看作是私有的、自家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社会权力的回归，如西方的民主竞选制，虽然还不能体现完全的民主，但对比封建君主制，毕竟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已成为这种国家的政权建设原则，因而“权力异化”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遏制。人类社会化的第三大条件是意识形态的形成。一个社会组织，尤其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国家、民族等等，其组织权力形成之后，该组织的事情并没有做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少则上万、十万、百万，多则千万、万万，这么多人组成一个社会群体，只靠组织约束、只靠权力的指挥和管理仍然是不够的，人们想法不统一、意志不一致，这个社会组织仍旧散沙一片。为此，人们渐渐学会了用意志统一、价值统一；用说服、用教化的方式使民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这一目的，人们发明了宗教，在中国则是儒学。以上是人类社会化的三个必要条件。可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原因是社会的利益结构，就本质而论，社会是人们利益追求、利益联系、利益实现的方式。这样，人类社会化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组织形式都以其利益的方式联结着。同时，在各利益主体利益的结构中，他们共同以其利益的范围、利益的分配方式形成共同的“文化场”。他们在“文化场”中进行博弈、角逐，都尽力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博弈中他们维持着相对的平衡……“文化场”和其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的相对平衡”是人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的形成是人们共同文化的结果，是他们从对自己有利出发通过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的方式实现的。当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和以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各自的文化性是人类文化社会化，以及人与人社会关系形成的根本条件。他们文化的原始性在于“追求有利、永不满足、不断选择”，这也是人类文化的三大规律，是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人们的文化性具体表现为“人性”。“人性”在现实生活中、在不同的场合分别以善、仁、爱、义、礼、智、信、忠、孝、慈；分别以人心、人情、人道、人格的形式存在。由于人们有了“人性”，他们才能够互相关爱、互相包容、互相协作、互相帮助；才能够使他们走向社会化、并向人类的更高文明迈进。从人类文化形成的过程来看，人类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的本能、不断克服自身的动物野蛮性的过程中前进的。从现实来看，虽然人类文明的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人们的身上动物野蛮性还非常顽固地潜存着，还会不时地对于社会、对于其它人，甚至对于他们自己造成伤害。尤其是那些缺乏教养和自我改造、自我控制不好的人，其动物野蛮性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如：盗窃、抢劫、诈骗、杀人、放火等形式来危害社会和危害他人，其具体地表现为“反文化”。因此，我们说，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矛盾。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一矛盾又会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形式存在，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形式存在。不过，文明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体现，是人类文化的结果，而野蛮却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恶、魔、丑、假等现象的总根源，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剥削、压迫、欺凌、奴役、杀戮、侵略等等现象的总祸根，也是人的兽性的反祖和再现。尤其由于人类智能化以后，被智能和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动物野蛮性，比起普通野兽来，不知要残忍和血腥多少倍。为此，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野蛮的克服，就是文明的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渐渐学会了用法律的形式、用强制的手段制裁和控制犯罪，保护公民的生活与共同的利益。为弥补法律的不足，人类又学会了以道德的形式对法律不能涉及的领域，对那些有害社会或他人生活的行为、观念进行约束，这就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道德体系建设。不过，道德与法律不同，道德不采取强制的手段，而是以舆论、名誉、信用谴责、批评等手段，以保证社会秩序井然、和谐、公众利益平衡、人人安居乐业。人类文化的本质是进步性的，是提高、提升；是拓展、发展；是创造、创新；是改变、改革、革命……我们从人类文化前与其文化后的比较中就会发现：文化后的人类是进步了、提高了、文明了……因此，这就决定了人类文化的进步的性质。从具体的层面上来观察，人类文化实际上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这样，人类文化也就形成了自己的阶段性。人类文化的第一阶段是认识世界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改造世界的阶段。不过，我们看到：认识世界不是人们的目的，而是人们的手段，是人们为了改造世界的手段。归根到底，人类文化就是以认识世界的方法最后实现其改造世界的目的。文化的过程，人们最初是从对于“有利”的要求，即对一种利益的要求，我们称之为文化要求。不过，文化要求是不确定的，它只能算作一种利益的倾向。当它继续进行肯定，最后转变成当事人的目的的时候，他的这一利益要求就已经定形和固定下来。而当人的目的要求实现的时候，他首先要选择能够实现的方向，相继目的和方向统一成为目标。目标是人的目的的量化或具体化，最后为了实现目标，人们学会或创造了一些方法或手段。文化是一个过程，是人类文明化的过程，也是人类由一般动物向人、向自然人、向社会人、向文明人转变的过程。从具体的层面来观察，文化又是人们对于一种有利的追求和实现……总之，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向着更高程度、向着进步、向着文明的前进……这个过程只所以能够启动、能够向前推动，而且能够实现，实际上它需要有一种力，这种力就是文化力。文化力是人类文化的本质内容，人类就是靠文化力才实现了向人、向自然人、向社会人、向文明人的转变。研究发现，文化力是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的：其一是有一定智能水平的人，即文化主体；其二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这在现代又具体地表现为科学技术；其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手段。我们说，人类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智能，凭借着在实践中创造和总结出来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即科学技术；凭借着长期实验、开发、创造出来的工具、机械、设备、仪器等手段才逐渐实现人类文明的提升。文化是人的文化，不是物的文化。不论物怎样变化，如：化合、分解；如：万里长城、兵马俑、故宫、金字塔、埃菲尔铁塔……都不是文化，也都不能算作文化，而只能算作文化的体现、象征、载体……也就是说，人们的文化在万里长城、兵马俑、故宫等历史文物上面体现着，没有这些文物凭什么说人们有建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等的能力？文化究竟是什么？是人们体现在这些历史文物上面的进步和能力。比如说：从前人们不会造计算机，现在会造了。而计算机的出现恰好说明人们进步了，说明人们在计算机方面文化了，或者说人们有了关于计算机方面的文化，即设计、制造、使用和继续研发的能力和技术。因此，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主体。人的文化进步不是等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实现的。这就是说，人们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才实现了自身的进步和提高，或者说实现了文化。所谓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实际上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因此，人类的文化，是由其主体人在对其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的过程中来实现的。这样，在主体的对面就必须有文化对象的存在。而文化的三大对象分别是：人的自身本能；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力具体层面上的表现。人的文化力若反映到最普遍、最一般的层面上即哲学的层面上则具体地表现为人的文化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宇宙间普遍规律的科学；而文化辩证法是关于人类文化规律的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规律的科学。从逻辑上来讲，它应当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和继续。总之，唯物辩证法所反映的是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文化辩证法所反映的人是什么，人怎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文化辩证法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唯物辩证法虽然被称之为“法”，但它实质上却不是“方法”，它只是关于宇宙间普遍规律的认识，因而它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方法是人的，只有人才有方法，方法是人类文化的形式，因而方法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主客观的统一。人们在文化的过程中，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要实现一个目标，他们就要寻找和创造一些方法或手段来实现预期的目的和目标。他们在寻找和创造方法的过程中，一般都是对要改造的事物进行认识，把握它的特征，然后再根据对于该事物的认识对该事物进行改造、改变，或者与其它别的事物相结合、改变形态、改变性质、改变用途等等。然后依其对要改造的事物进行改造。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怎样认识这个事物，怎样提高认识的效率；怎样改造这个事物，怎样把这一事物与其它别的事物进行结合、变化……依其对别的事物进行改造，或者是让别的事物来改变，改造这一事物……总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对各相关的事物、各相关事物能够互相结合、互相联系的条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在对这些事物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创造，如：渡河、航天、化合、分解、混合、搅拌、劳动、生产……依期达到预定的目的或目标。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一类是改造世界的方法。就本质而论，方法不是客观事物，而是人的智慧的形式。是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借助一些创意和设计出来的认识事物、改造事物过程的形式。因此，方法高度地体现着人的智慧、智谋、体现着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智能、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是对有效的方法使用的结果。不过，经验也是知识，是没有变成文字或写成书本的知识，也可以说是实践层面上的知识。要增长才干、丰富智慧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有多实践、多学习、多思考，这里最主要的是要把握人的智慧增长的规律和加快提高人的智能水平的方法。文化辩证法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文化辩证法的本质是主动的、积极的，是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重新利用规律、整合规律、创造事物、改造世界。而文化辩证法的最基本的形式是“有意识的选择”。它的展开的形式：创造、改造、创新；拓展、发展；提高、提升；改变现状、推动前进……在现实中，利益分析、利益评价、利益调整的方法，融合和冲突的方法。学术性质“文化进化论”是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达尔文物种进化规律学说的基础上，对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文化进化论”的最显著的学术特征是“文化选择”，是人类一改物种被动接受和适应自然，即“自然选择”的局面，进而主动的、有意识的、自觉的通过对自然的认识，来进一步改造自然，重新安排自然。同时，实现向人、向自然人、向社会人、向文明人的转变。学术意义、现实意义（一）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类文化进化论”；“文化进化论”阐释了人类进化所采用的绝不是达尔文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的逻辑，而是一套新的，以前的学术界仍未涉足过的，由人类总结和创造出来的文化进化的方式。这个方式的基本形式是“文化选择”。其内在的动力是价值驱动，是人们对于价值的识别、判断和选择。在此基础上，人类选择了社会化。社会化之后，选择主要是由社会、由社会的掌权者来主导、来决策，因而出现了权力异化和文化走偏的现象。但是这绝对改变不了人类社会、人类历史是人类逐渐选择，即文化选择的结果。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人们把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理解成“自然的历史过程”的观点；同时也改变了人们习惯性的从社会规律、历史规律等等一些规律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人类进化的方法。开始从人的进化，即文化的角度、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使人类对于自身和自身社会的理解开始从现象的层面深入到了理性的层面。（二）“文化进化论”的建立，使我们第一次找到了人类的起源，找到了人类、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形成、运行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这就促使人类的思想，即将产生一次重大的转变，即由过去盲目的、被动的、不自觉的文化状态开始转向自觉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文化时代。（三）“文化进化论”的建立，开始结束了人类社会科学混乱的局面。从此，可以在“人类文化进化论”的旗帜下重新审视、改造、重建、各类人文学科，如：历史、哲学、伦理学、道德学、心理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四）“文化进化论”与“文化选择学说”的建立，开启了人类数千年历史上各人文学科的疑问之门，为“人”、“人性”、“道德”、“权力”、“社会”、“意识形态”、“宗教”、“神学”、“传统、习惯”、“政治”、“经济”等各种疑问的破解提供了万能的钥匙。（五）文化辩证法的确立，结束了哲学领域的窘境，把唯物辩证法由客观规律的层面推进到了人的活动规律，即文化规律的层面，开辟了新的哲学领域。建立了如“文化选择”等等许多新的范畴；并建立起了人类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开启了人类智慧的大门，为人类智慧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六）“文化进化论”与“文化选择学说”的创立，为“人”的研究，为“人学”的建立开辟了新的道路，一个新的“人学”学科，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学”学科很快就会诞生。从此，关于人生、价值追求、事业、财富、价值观等一系列人生理论有望被突破，这将会对全人类的文化进步、文明的提升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七）“文化进化论”、“文化选择的学说”的研究，其思想的推广是前无古人的，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事业，而且重要的是民族的、国家的，即华夏民族的、中国的事业。时下中华民族要复兴、要强盛，这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而“文化进化论”、“文化选择学说”是历史赠予我们的礼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如：西方国家靠“为自己”、“靠个人奋斗”的价值观实现了二十世纪的发展和富强，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是腐朽的、过时的、是不能持续发展的。“以实现别人的利益，来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应该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价值取向，是后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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