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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F1IOVHokvDgllAzBuRdTRA 时事快讯]
决议通过的当天,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便率领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飞抵上海,在上海摸清北京底细并做好周密安排后,9月9日奔赴北京。飞机一落地,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便如同水银泻地般四散开来,按照各自专长和人脉关系,分别赴向商务部、银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委,赴向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国有金融机构高层,以及部分最高咨询机构、研究机构和重点高校,游说中国彻底打开金融国门。
天朝上邦的宽容大度激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乐观性格,美国人一扫前两次战略对话的冰冷面孔,第三次中美战略对话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对话结束后,为防止国内揭露美国鹦鹉的民族主义呼声改变金融完全开放的决策,美国调动核潜艇、航空母舰支持台独搞322公投,同时策划藏独势力发动暴乱,东西两把匕首插向中国心脏,再内外夹击,煽动世界舆论抵制奥运会,用奥运会警告中国,必须尽快宣告放弃金融控制权。虽然最终322公投未过半数,藏独暴乱被迅速制止,抵制奥运会的运动也遭到海外华人反对,但是这连环三剑的夺命杀气,终于迫使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立刻发文向世界宣告了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决定,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首先,银行由外资控股,将彻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变成完全的殖民经济。如果把现代国家看作是一个大股份公司,银行就是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就是董事长,是国家经济的真正主宰和社会政治的最终决策者。其他所有人,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拥有什么身份,实际上都处于仆从的地位。国家国家,谁在经济上当家,国就属于谁家,谁就真正拥有国家。我国全部银行资产约50万亿人民币,按照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占有这50万亿银行资产需要4万亿资本,按照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过5%计算,实际上只需要2.5万亿资本,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5万亿资本,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即属于控股的规定,控股2.5万亿资本只需要6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9百多亿美元,就可以控股整个中国银行资产,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而目前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花旗银行等银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百亿美元,从逻辑上来说,它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5万亿资本只需要6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9百多亿美元,就可以控股整个中国银行资产,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而目前[[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花旗银行]]等银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百亿美元,从逻辑上来说,它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
控股银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绝非危言耸听。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虚拟化的现代金融条件下,银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成为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以衍生品的创设和交易为主业,触角伸向所有产业,网点遍布世界各地的现代金融巨无霸,无论它们的名称是叫银行,叫证券公司,还是叫其它什么,其名称所代表的传统业务都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其新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各种金融创新,不断整合各种经济资源,从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定价和再分配中获取收益。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即便是全部财富都流向美国,政府也无能为力,不禁无能为力,甚至事先不得而知。这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财富分配上的根本区别,虚拟经济中的财富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形式,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却会引起家人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整个住房,洗劫一空却不觉心疼。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其次,现代银行的信息中心和资讯中心地位,将使国家丧失政治主权和安全保障。现代银行不仅垄断了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同时还垄断了社会所有的信息资源,以及社会政治,军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全部资讯,大到国家军队调动,小到期货交易建仓,都在银行的监控之下。特别是随着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社会所有成员的资料越来越集中到银行,银行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档案馆和资料库。银行被外国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了外国机构的掌控之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在外国机构的监视之下,甚至连最后钦动核按钮的费用都要经过外资机构,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这等于是把整个国家置于了完全不设防的裸露状态,与被捆绑在屠宰架上待宰的生猪完全一样。别的暂且不说,单就控制中国各级腐败官员来讲,其可怕后果就不堪设想,收受贿赂的腐败款项大多都要经过银行,成为外资敲诈控制腐败官员的把柄,进而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控制的腐败官员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就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越多,又会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国各级腐败官员变成西方国家控制并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如同八年抗战时期的伪满官员一样。目前中国金融国门被彻底打开,很难说与此前已经被外资控股的许多大型国有银行无关,而有的国有银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价卖给外资,不可思议地主动放弃上市后的巨大差价收益,就是为了掩盖内幕重重的严重腐败,随着国有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所有腐败行为都关在了中国人的视野之外。可见,对于现代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讲,拱手让出国家金融控制权,甚至比拱手让出国防更加危险;拱手让出国防,强盗或许还会给顺民留下点儿财产;而拱手让出金融,则会被控股方剥夺的干干净净。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立法阻挡外资银行这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之外,美国另外还有两道金融防火墙,就是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和共同诉讼制度。即便有一天美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由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构成的第二道行政防火墙,仍然让外资银行难以在美国获得平等竞争的条件。美国管理集团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使得任何金融机构都很难在美国兴风作浪,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基金便是绝好例证,中投公司拿出3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黑石基金“三无股票”(无投票权,无知情权,四年内无退出权),这类投资完全是白送,可就是这种白送行为引起了美国管理集团的高度警觉,盎格鲁·撒克逊人市场交换的直线思维方式,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白送30亿美元,于是便有了国会议员咨询,美国证监会调查等一系列事件,最终被美国舆论暴出,我们国人才知道又有数百亿人民币泡汤了。如果是简单泡汤中国人还好受些,最让中国人吐血的是,美国黑石基金拿着我们的钱跑到中国来又买走了我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中国对外开放到这个份上,恐怕连李鸿章地下有知都会哭笑不得。
虽然许多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用三道防火墙将外资银行拒于国门之外,但是都以不同形式设置了大众监管制度,并且形成了世界监管的大趋势:监管监管者。就是说,大众监管的目标不是金融市场,而是监管者本身,监管整个金融管理集团。如同上述那样,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和多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他们一个决定,就可以将成千上万亿财富或者灰飞烟灭,或者转移国外,把本国人民一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特别是在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上,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在瞬间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并且这种财富掠夺的计算方法不再是传统的上百万计,而是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获取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获得上百亿财富十分安全快捷,特别是在海外市场对赌中国指数,由于人和交易都在海外,完全没有任何风险,形成老子在国内砸盘,亲属在海外数钱的局面,股市越是巨幅暴跌,金钱就越是瀑布般倾泻而下,滚滚流入个人腰包。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衍生品市场的原因。在一个“政策市”“消息市”的市场上搞衍生品交易,等于是直接从老百姓账户上划钱。股权分置改革不过2年,中国股市就出现了身价数百亿的个人股东,北京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女儿,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市值去年曾超过560亿人民币。正是现代金融惊人的财富掠夺功能,使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是监管市场,而是监管人,监管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的人。这种监管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国民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随时送上法庭,无论你是公司高管,金融官员,还是国家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去年已经当选总统后,因涉及“BBK股价操纵案”,也要接受司法调查。台湾陈水扁身为总统,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就被送上法庭。可以说,除中国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建立了股票和衍生品市场的国家,任何一个取消了金融管制的国家,国民都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送上法庭。这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没有了这条底线: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国民财富的公开抢劫;允许外资进入,等于是允许外资对本国国民抢劫;允许外资控股,等于是把全体国民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外资支配。
在此人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金融集团要把控股权交给外国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大酒楼,控股银行就如同是收银员,为什么要把酒楼收银员的肥差让给外国人?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这些年发了大财的人一直在喊改革不可逆转,但是改革能不能逆转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够阻挡的,人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即便在改革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也能保住自己在改革中获取的巨大利益。要实现这一点,最佳的选择就是由西方国家控制中国金融。只要金融控制在外国手中,无论改革会不会逆转,无论中国是再出一个毛泽东,还是出一个普京,或者随便出一个什么拿破仑、罗斯福等等,都不会使自己已经获得的财富发生逆转。投靠洋人最安全,是1840年以来中国富人的基本经验。许多人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国家的精英集团,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都是强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唯独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这是由中国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的: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民族是对外抢劫的组织,国家是对外抢劫的工具,所以十分强烈地爱国家爱民族,面对来自外部的斗争,国家越强大,他们越安全;中国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内抢劫发展起来的,面对来自国内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只有投靠洋人才安全。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从来不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就是因为他们充满政治自信,不担心历史会发生逆转;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天天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同样是因为缺乏政治自信,担心改革发生逆转。这种担心的结果最终必然会转化为投靠洋人的渴望,中国历史上汉族精英集团屡次引领外敌入侵国家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民族矛盾,都是内部阶级矛盾演变的结果,没有内部阶级矛盾演变成的汉奸势力,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觊觎和侵略中华民族。这也决定了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关系,马克思包括后来列宁时期的欧洲,是民族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而中国则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所以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反对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当作革命的头等任务。
窗外夜空划过一道细弱的流星,冰凉的泪水低落在键盘上,我不敢想象失去金融控制权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美国,正在把中国逼上凤凰涅槃的巨变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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