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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作者司马迁处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这个老学信奉者身处逆境,“莫知其所终”,也只好莫知”了。<br>
不过,汉武帝不像秦始皇那样无知狂妄,他没有把诸子书烧掉,而且见“书缺简脱”,“喟然而称曰:‘朕甚闷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汉昭帝时,解放思想,强调恢复汉初的政治传统,开“昭鲜之治”,实际上否定了“独尊儒术”。汉初曾起决定性作用的黄老之学,重新被器重。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同上书),在这种形势下,对当时最重要经典《道德经》的作者老子,仍“莫知其所终”,当更令人“甚闷焉”。因此对老子的生平进行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很自然的事。后有《刘向说老子》出世,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有录在案,可惜今已佚传。
《刘向说老子》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若作推理，可能是解经之说，更可能整理了对老子生平进行调查研究之成果。因为此后对老子出关后的去向和活动，已散见于一些著作。
生活在东汉早期的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录有“《关尹子》九篇”，并注曰：“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此注透露了一个极重要的信息：尹喜跟着老子西去了。这里有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一，老子若是避世隐居，还带着弟子去干什么？若是隐居，又何苦到那人地生疏的西边去？非隐居也。这个伟大的哲人，西行是为实现他那大道理想的，是谓“圣人被褐而怀玉”也。
第二，初是要求老子写书而留下箴言的尹喜，到头来却去吏而从之”，可见尹喜受到了老子的启发，经过商议一起去实现他们的计划。从这里似可推测：《道》可能是老子过关时应尹喜的要求而写的,故重点在论道，写得较抽象。《德》可能是行程中回答弟子们所提的问题而说的，或者是在实践中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写的，故对《道》作了具体的发挥，重点讲行道，且对大道社会的设计，从宗旨到施政方针，实施步骤都有所论述。
第三，老子和他的弟子们出关西行，首先自然到了秦国，但未见其在秦活动的记载。看来，他们在秦居留的时间不会很长。
《后汉书·楚王英传》载，东汉早期章帝时，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后汉书·襄楷传》载，在野士人襄楷上书谴责东汉桓帝昏淫有云：“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词。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耐何欲如黄老乎？”此处，“或言”是继“又闻”而说，意犹今语“况且”，襄楷是确认“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
上述两则记载，说明东汉时期朝野上下皆认定“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对此，东汉人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其根据可能就是《刘向说老子》。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后，“佛陀”被译作“浮屠”，“佛塔”亦被译作“浮屠”。东汉时，“为浮屠”成了行善积德的代称，如说“救人一命，胜建七级浮屠”，而“重积德”，正是老子所强调的“以道立天下”的基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原意大概是指老子进入夷狄地区传道，行善积德，建立他的“邦之母”的活动。
东汉时人，把崇拜圣人与敬奉神明混在一起，也把崇老与信佛混在一起，上述楚王英和汉桓帝的所为已可证明这点。当时的佛教义理，常以黄老学派之语言进行阐述，佛陀、佛塔皆被译作浮屠，这些现象的奥秘，可能与下文所述的“休屠”有关。似乎是把“为浮屠”、“重积德”、“为休屠”三者讹混为一了。
'''四、“浮屠”与“休屠”'''
南北朝时庾信《至老子庙应诏诗》云：“虚无推驭辩廖廊本乘蛇……唯当别关吏，直向流沙西。此诗若有据，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