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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何新花大量精力揭露西方共济会的丑恶面目，曝光了一批重量级的共济会阴谋，引发了民众对中国社会全盘西化、殖民化的反思。与大众的反思相对应的，是中国官方的沉默、主流媒体对开放的一味歌颂和“下水媒”对西方主子近乎病态的献媚——三者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一个巨大的风车，挡在了共济会这三个字的前面，将刮向资本主义最隐秘巢穴的凛冽寒风，变得温柔和谐——这反衬出何新“堂吉诃德般的悲壮”。

不过，他已经将风车戳破了一个大洞，疾风正进一步撕裂资产阶级用民主和自由编织的外表，露出谎言与阴谋构成的本质。除了锁定西方社会金字塔尖的那群人，他还从家族传承、组织结构和文化基因等多个方面剖析了他们灵魂的附着体——共济会，使得多年来被故意掩盖的暗战路径得以大白于天下，使得百年近代史缺失、残裂的部分得以修复，这对正在资本主义黑暗中突围的当代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受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达三十余年的中国坐标体系，须得重新设立了。 当然，揭露西方世界的核心——“看不见的手”——远不止何新一人。新中国建国以来，政府一直在动用国家资源解读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许多有志之士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例如，70年代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垄断财团》一书就是这些成果的具体体现。这本三十三万余字的著作以无可争辩的一手资料详细描绘了美国垄断财团的形成、演变、内部结构、家族关系，和它们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与控制，以及对世界能源的疯狂掠夺。虽然该书并没有涉及共济会的内容，但它对洛克菲勒和摩根这两大财团巨头的解析，几乎就是对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回顾，于国人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七年前我偶然得到此书，除了内容令人震惊外，我注意到它是由“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于1975年12月汇编而成——无疑，该书是在文革期间采、编、写的。也就是说，在主流媒体深恶痛绝的“打砸抢烧、全面瘫痪”的文革岁月里，有一批学者能安静地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构架，并为政府高层提供宏观、清晰的思路，这不能不算个意外。 复旦大学只是文革期间众多对资本“解牛的庖丁”之一，实际上，新中国第一代领袖对西方资本主义核心的政经脉络了如指掌。做不到这一点，周恩来不会只带一张稿纸就与华尔街代理人基辛格纵横捭阖。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就不会轻易握住尼克松飞越太平洋伸过来的手，也不会在听到“美中可以一起改变世界”的暗示时王顾左右而言他。至于美联储与华尔街的关联，当时已是中国财经高层的必读材料。 美元势力自50年代开始封锁中国，到70年代自动解锁过来探秘，决不是商业需要或良心发现，而是屈服于毛周等第一代领袖自强不息的钢铁意志和运筹帷幄的实战技巧——可以说，毛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和实际推动者。 1971年10月，非洲兄弟和中小国家“用轿子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三年后小平率团出席联大，全面阐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些表明中国高层已经完全与华尔街站到了同一舞台。我想提醒各位，1971年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美元势力自50年代开始封锁中国，到70年代自动解锁过来探秘，决不是商业需要或良心发现，而是屈服于毛周等第一代领袖自强不息的钢铁意志和运筹帷幄的实战技巧——可以说，毛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和实际推动者。 1971年10月，非洲兄弟和中小国家“用轿子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三年后小平率团出席联大，全面阐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些表明中国高层已经完全与华尔街站到了同一舞台。我想提醒各位，1971年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何新将当今的政经乱象归之于现代共济会近百年来对中国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渗透和控制，这与《美国垄断财团》一书的指向是一致的——我甚至感觉他在写该书的“前传”，把金融财团操控资本主义的时间隧道挖掘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在对共济会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位有着特殊背景的高层参事，作为一位亲历了砸三铁、下岗潮、改制潮、卖矿潮、卖地潮的公民，作为一位亲见官僚阶层疯狂敛财行径的有良知的学者，其悲愤是可想而知的；而那群为虎作伥的新自由经济学家的肮脏嘴脸，或许是促使他再度出手的重要原因。 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共济会则是垄断资本发展的必然产物。共济会即非共济会，是名共济会，它像一面海盗旗，用欲望和恐惧将贪得无厌和野心勃勃之徒招致麾下，共同走向罪恶的深渊。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没有共济会，也会有同济会；没有同济会，也会有全济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应该撕开尘封已久的西方金融财阀档案，挖掘它，揭露它，一非替大众猎奇，二非替当局推诿，实为奋力唤醒沉睡的国人，尽一个共和国公民的崇高义务。 人民是不可愚弄的。千千万万的个体一旦清醒过来，凝聚成形，无论什么人造的世间怪相，都将在他们磅礴的力量之下粉身碎骨。 从这个意义上说，何新对共济会的揭露，正当其时，恰如其分。 （来源：何新先生博客、乌有之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