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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一件上只刻有一个文字符号,而刻有“一”的陶器为65件,“一”出现的频率达0.57;临潼姜寨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文字符号129个,其中“一”出现73次,“一”出现的频率也是0.57;铜川李家沟出土文字符号23个,其中“一”出现15次,频率高0.65。另外,在其他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曾发现由三个或六个数字组成的记事符号,直到文字已经成熟的商周时代,仍能见到这样的记事符号,例如,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四盘磨发现的甲骨上,就刻有“七八七六七六曰魄”、“七五七六六六曰魍“两句话(甲骨卜系用古文字纵行刻写—笔者注),这说明在数字符号发明出来以后人们曾对数码结绳记事进行过转录,而月说明在其他有关文字发明出来以后,人们曾对记事数码做过翻译工作,这同时也就说明我国古代确曾由数码结绳记事、数码符号记事白然而然过渡到文字记事,它们是相互衔接的,中间不存在断层。

河图、将书产生的具体时间,日前还无法确定。前已述及,在距今八于年的河南舞阳贾一期墓葬中,发现由八片龟甲围成一圈,每片龟甲内有数量不等的小石子(彩图2),置于墓主人头上方,这很可能就是河图、洛书一种表示方式,与“龟负图" 传说相吻合。人类最初曾用小石了、小木棒等实物来计数,龟甲中的小石子肯定是用来表示数字的。估计当时人们会用其他方式来表示河图洛书,比如说,也可以把河图洛书刻划在地上、树皮、木片、兽皮上,当然也可以画在马皮上,甚至干脆就在马身上用马的毛、尾毛打结来表示(即所谓的马负图”),只是这些物品很难长期保存,所以今人无法看到这些实物,只有角甲、石子之类物品能长期保存下来,考古工作者能从八千年前的地下发掘出这些实物,实属难能可贵。

相传伏羲是距今八千年左右一位领袖人物,最有名的事迹是